冯仑：企业公益需要制度化

　　公益帮助企业更好地与社会对话，和周围的利益相关者沟通，从而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利益生态圈

　　公益和企业是相得益彰的关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公益帮助企业更好地与社会对话，和周围的利益相关者沟通，从而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利益生态圈。

　　比如我们做不动产，会带来一些环境问题。现在国内每年大概40%的碳排放来自于建筑和房地产行业。所以，我们一方面制造问题，一方面通过公益环保行动来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平衡，让我们在对环境负责这件事情上有所贡献。

　　万通公司的公益战略和营利战略之间有一种“貌离神合”、交相辉映的关联。万通的营利事业和公益事业贯彻同样的价值观，这是“神合”；“貌离”就是二者表面上各干各的事儿，彼此是独立的，但精神气质上却是契合的。这也是万通的价值观得以延续的原因。

　　说到万通的公益事业，从一开始就非常制度化。公司每年通过股东大会批准，拿出0.5%1%的资金用于公益，同时，在万通基金会的治理上，我们强调公司制度之间的配合，比如营利事业的架构如何与基金会的工作相配合。

　　万通的营利事业有一个“绿色公司”的核心战略，在这个战略下，我们所有的产品都达到了国际标准或国内的三星绿色标准。我们的员工每年有带薪公益假期，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更深刻地理解房地产行业的社会责任，也能更积极、更有热情地推动公司的绿色建筑、生态社区的发展。

　　我们做绿色建筑，不仅对客户的健康有好处，也降低了他们的营业费用，所以他们都很支持。从股东层面来看，公司通过绿色建筑履行了社会责任，因此他们也大力支持。

　　对于政府和社会环境来说，政府倡导节能减排、环境友好，企业积极响应，员工和股东积极参与，自然会得到社会，包括媒体等各方面的支持。因此这几年，万通获得了不少鼓励，也得到了一些奖项，这些都表明，我们所做的公益方面的工作，对公司长期发展而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基础。所以在董事会和各个层面，都没有出现什么障碍，各方都很支持。

　　我觉得，一些有长远眼光的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还有一些治理完善的企业，都应该在公益方面更多地参与。目前应该说，民营企业做得比国营企业要好，因为企业的机制不一样。国营企业规模大，资源占用多，有些国企也成立了公益基金，与公益组织展开合作，而且每年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但是国企在公益方面所做的更多是形式上的东西。

　　民营企业则是拿出自己的钱，让员工花自己的时间去做公益。这几年总体看来，民企和民间社会做得比国企要好。比如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无论从大家的观感，还是实际投入的资源和精神境界来说，都与那些仅仅拨点儿钱的国企完全不同，首先动机就很不一样。

　　我经常跟刘晓光讲，你做首创做得再热闹，没人会记住你，但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以下简称SEE)和刘晓光会永远连在一起，而且你做SEE，是一个花钱的事情，会比你做挣钱的事情，对社会、对个人有更大的意义，影响力会历久弥新，不可限量。现在看来的确是这样。

　　对于我们这些企业家来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起到了自我教育、自我改变和自我孵化的作用。通过参加SEE，我们改变了观念，了解了NGO，了解了环保。然后，我们的企业也开始孵化出一些环保议题、环保项目和环保组织，比如万通公益基金现在也在做环保。

　　SEE一开始就比较理性，从建立公民社会这个基点来推动公益活动。这不属于所谓的赎罪，赎罪能这么制度化吗？这也不是报恩，报恩这种事儿太不确定，今天多点儿，明天少点儿，而我们是一开始就非常制度化。

　　万通的公益基金成立以后，先是着眼于社区，建立了生态社区，然后把环保的领域进一步聚焦，这都是在我参加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之后发生的改变。

　　参加SEE之后，在NGO的治理方面，我意识到，独立性、专业性、公益性这三者是最重要的。首先，SEE是独立的性质，它不依附于任何政府机构或者企业机构，也不简单地依附于某一两个企业家。另外它应该保持一种专业性，在专业性上下功夫。再就是公益性，也就是所有募集和最后支出的钱，都要透明，真正用于公众利益，而不能谁捐钱就照顾谁，不能说从谁那儿拿了10万，就回馈你做20万的项目。

　　目前，因为我能够完全影响，所以万通公益基金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彻底。我们一开始就着眼于未来，针对公民社会成长中的一些微观细胞，发育社会，发育中间组织，从而使社会能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希望最终促进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

　　现在政府这辆车上人太多，它转不过来。如果我们发展得好，让它卸点儿担子，车上的人少了，可能很快就转成服务型政府。但现在车上的人还太多，大家都追求利益，政府的利益就需要不断扩张。所以，必须通过NGO的发展，通过民间社会的发育，把它转过来。

　　未来，在民间社会和NGO里工作的人，也能有很体面的职业和收入，也会有被人尊敬的身份，也会成为社会的重要而积极的参与者。

　　比如说，万通公益基金就吸引了很多海归和专业人士，他们就不会往公务员队伍中挤了，这又能引导很多大学毕业生今后正确地择业，这个领域就成为一个新的容纳就业的渠道。这些高级人才的专业水平都很高，有利于提升公益事业的品质，改善公益的发展方式。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对公益事业的观感和评价会有一个改变。而这个改变就意味着，未来社会进步了，公益会有更大的空间。

　　(本文由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毕维尹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