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刁民依然很生气

　　

打假若干年后王海在媒体面前依然以墨镜示人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

　　中国最著名的打假英雄现在“两条腿走路”，一是做企业的枪手，收费帮助客户打击各种侵权行为；二是仍然做消费者的保护神，坚持公益诉讼。虽然人至中年，愤青本色从不改变。

　　-特约撰稿 安库雷

　　两个王海

　　打了12年假，从毛头小伙儿到5岁孩子的爸爸，王海仍觉得自己“算是个愤青”，“整天火儿大”。

　　今年春节结束，他驾车从老家青岛返回北京，就生了一肚子气。高速公路山东河北界、河北天津界的收费站堵得老长，各花了一个来小时才通过。“管理单位应该知道这两天车多，应该安排更多的工作人员，但每个收费口就一人……没有这个管理能力，就应该滚蛋。”

　　六七个小时的车程，他开了14个小时。回到北京，看到报上说全世界14万公里收费公路，有10万公里在中国，便又开始生气。“还有这高速公路的收费问题，本来是公共产品，转手卖给企业，就被用来赚钱……”

　　他说可能要到济南举报高速公路的问题，不过在此之前，他打算先起诉航空公司，告他们收机场建设费。而春节前，北京一中院刚刚开审他状告如烟欺诈的案子。

　　这只是一个王海。

　　另一个王海呷一口咖啡，略带点坏笑，摘下墨镜的眼睛瞟向窗外的人流，“我们就是给人家当枪使的。”采访两个多小时，这句话他讲了三遍。

　　“枪杆理论”并不新鲜。2006年4月，有人在他的博客攻击他，“你就是一杆枪，给出钱的客户攻击竞争对手用的；心里有鬼从来都不敢摘下墨镜，打着我们消费者的旗号，假装正义凛然的骗子。”

　　王海立刻出来反击：“企业之间互相监督，有什么不好？如果企业之间都找枪手把竞争对手的毛病揭露出来，受益的还不是广大消费者吗？做一杆枪，参与行业自律，有什么不好？”

　　他觉得这人可悲又可笑，“都这么多年了，怎么有些人的观念还这么落后呢。”

　　他解释自己正在做的两项工作，其一是帮助客户打击各种侵权行为，其二是扮演“讨厌律师”和志愿者的角色，或代理消费者起诉各种不法商家，或主动找企业的非法问题(主要是欺诈行为)采取行动，有时候是非营利的，有时候也可以得到收益……

　　“非营利组织和讨厌律师的发展都是必然的趋势。”他说。

　　峥嵘往事

　　2006年6月，“王海热线”作为非营利部门，正式从他任执行董事的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划出，王海开始“两条腿走路”。此时，距他1995年在北京第一次依据“消法”第49条的规定，购假索赔受挫已有11年零3个月。距他的大海公司正式开始办公，也有了8年零10个月。

　　“当时看他，就是一个淳朴的山东青年啊，表面看不出睿智的样子，但是很‘杠头’。”1995年率先报道“王海现象”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倩说。

　　当年10月，这“杠头青”二度进京城打假，一周之内获赔8000元，到11月，他在安定门某商场购假付账时，已有收款员认出他，并提醒售货员：“小心！别让坏人钻了空子。”

　　随后，中消协与中国消费者报举办研讨会，会上，经济学家厉以宁、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专家何山等人力挺“王海现象”。

　　“消法颁布了近两年，终于冒出了个王海。”何山感叹。此后，媒体纷至沓来，王海开始走入公众视野，墨镜也随之寸步不离身。

　　1998年，王海“打假英雄”的声誉达到顶峰：在上海与访华的克林顿夫妇对话，并被克林顿称为“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

　　1999年算是一个转折。因为揭露津成公司涉嫌制售伪劣电线，他被这家公司及其“伙伴报纸”狠狠地算计了一把。一时间，“黑吃黑”、“王海疯了”之声不绝于媒体。

　　2000年，王海宣称个人打假“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并退出个人打假索赔，旋即又引发

地震：打假盟友刘殿林等公开与其“割袍断义”，因为“王海要扼杀‘王海现象’了”……

　　如今，刘殿林等也走向了公司化打假，接受客户委托，做一个调查“几十万很正常”。回忆起那段往事，他说是误会，并称比自己小十多岁的王海为老师。

　　王海则直言，个人打假仍有可为的空间，但打假者、维权者面临的环境在恶化。

　　“经营者利益集团在变强，组织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不正当利益写进法律，而消费者的利益代言人则是缺位的。”他说。

　　他认为消协也是利益导向，“连‘3·15’标志也要收钱。”

　　那王海自己呢？

　　“我们分两个部分做。”他说。公司这部分，主要是当客户的“枪手”，为客户创造价值，王海热线这部分，则是非营利的公益行为，现在正艰难地为注册成NGO寻找“婆家”。

　　事实上，自大海公司1997年正式办公起，非营利部分就一直在做。“但和营利部分混在一起，容易被质疑。”王海说。

　　质疑不是没有。2005年年初，王海代理消费者起诉“南极人”，指其

保暖内衣保暖率与标明不符，涉嫌欺诈，而“南极人”老总则公开指责王海为“商业黑势力代表”，并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王海，随之王海又以同样的诉由反诉。

　　就在公众以为双方已剑拔弩张之际，王海与“南极人”却在一夜之间双双撤诉，理由是检测仪器差异，“误会了”。

　　媒体当时就提出质疑：打假者与打假对象之间到底达成了怎样的妥协，进行了何种交易？更有人断言，从打假到假打，王海完成了从英雄到小丑角色的转换。

　　王海则对记者说，这种质疑有些求全责备。“撤诉并不影响我们希望达成的效果，毕竟暴露产品缺陷的目标已经实现。”

　　不过他也承认，自己有时作为客户的代理人，有时作为消费者的代理人，的确容易让公众乃至媒体混淆。而当非营利项目要“打”的对象，恰巧是公司客户时，利益冲突就来了。

　　他回忆道，前些年曾与媒体合作揭露某著名保健品的虚假宣传，而该公司正好是王海的客户。王海的选择是，悄悄为媒体提供材料，成了“深喉”。

　　“自由不是免费的”

　　“王海从来就不是一个雷锋型的打假者，该谈钱就谈钱，从来不拿公益做遮羞布。”已经和王海成为朋友的张倩说。

　　王海本人则对公益诉讼在中国“只能收获一些名声”感到遗憾。“公益诉讼应该成为一种营利工具，这样才能鼓励更多人参与。”

　　他对记者说，美国有一种专门代理小股东起诉上市公司的“讨厌律师”，专门挖企业的漏洞，再发起集团诉讼。每个人获赔很少，但加在一起就很可观。

　　但法院却往往不接受集团诉讼。1997年，他向水货手机“宣战”，代理了400多个消费者，只能一个个开庭，“当时我和我们的律师，简直就是在法院上班”。

　　到2006年，这样的尴尬仍在重复：王海告SP欺诈，结果由于标的过小，法院干脆就没给他立案。

　　他说自己最希望做组织维权。一个是公司，一个是推动成立更多的消费者维权组织。“经营者和消费者，在组织化上的力量不能弄得过分悬殊，不然怎么能和谐？”

　　与“我们就是给人当枪使的”一样，“小的权利不主张，大的权利也会失去”，也是他反复提到的一句话。

　　他看到高速公路上那些被堵的司机，很多人一脸漠然，“他们没有尽到公民的社会责任。”他一边点评，一边解释，他说的“社会责任”，含义与官方的不同。

　　“官方说的社会责任，可能是叫你老老实实、听话，我说的则是如何积极地建设国家，让不好的地方变好。”

　　“中国人，让啊，突然进入公民社会，突然获得了权利，很多人不习惯……”

　　维护经济权利必然要求政治权利

　　说到“自己的问题”，王海还有话说。

　　“讲社会责任，最关键的还是与责任相对应的权利要得到保护，”他略微停顿，“比如总批评中国人爱闯红灯，但为什么没有人说公民在红灯前的公平权没有得到保障？有些车它闯红灯就没事……不是说交通规则不可以有特权，但你一定要说明这种特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2003年初，王海去到深圳，作为嘉宾与当地40多个小区业主在华联大厦开会，讨论成立业主委员会联合会，结果，回去后两三天，所有与会业主都被警察或者“维稳办”找去谈话。成立联合会的计划随后亦不了了之。

　　“整个大环境不好，”从2000年就开始在

房地产领域维权的深圳业主江山说，“政府对业主维权，即使不支持，也别打压啊。”

　　“不过维权就是要付出代价，现在想着天下掉馅饼、想搭便车的人太多了。”他把王海以及自己的这种维权努力称为“毫米推进”。

　　王海则总结：政府的“家长心态”太重，什么都要管，不把公民当成年人看，“把所有人都当小孩”。

　　同样是2003年，王海高调参选区人大代表，不成想名字还没登上选票，“就被‘酝酿’掉了”。2006年，王海则因“时间仓促”没有参选。“等下一拨吧！”他说。

　　语气并不肯定，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侃侃而谈“假如我是人大代表”——

　　“现在的公民智慧都在浪费”，所以“首先想提建立纳谏机制的问题”，“任何人给政府提的建议和意见，只要有事实根据的，都应该得到回应，采纳与否应得到说明”；

　　“好多老大难问题，一些简单的小办法就可以解决”，所以，“还想提依法行政的问题。政府现在光收文不给回执，一旦它不作为，你就没法告它，这样外部监督就失灵了……比如我在打假中遇到的地方保护，无非是我举报你不查，假如规定回执制度，你不查？我回头就来告你！……依此类推，很多事是很好解决的。”

　　12年前，张倩采访王海，王海说要成立商务调查公司，她当时就想：“这东西还遥不可及呢！”尽管如此，她还是把王海的“最终目标”写了下来。

　　12年后，张倩颇有感慨地说：王海的观念从来都是超越国人的。而王海自己，这杆枪舞得理直气壮，并且越舞越远：他还准备邀请美国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的专家到中国来，给记者们讲课，培训记者“如何安全地调查取证，增加工作严谨性，避免被诉的风险……”

　　“给我们培训？”记者问。

　　“对啊，记者也是消费维权的参与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