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汉诗人也经商--诗人李亚伟的书商生活

　　文/李江华

　　1998年的冬天，我在我们学校灰暗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后朦胧诗选》，坐下来，然后掏出笔记本。窗外正是冬天，在图书馆里面，我热血沸腾。我抄了许多诗，其中就有李亚伟的《中文系》、《硬汉们》。其时，我热爱诗歌，上的就是中文系，很有感触，恨不得马上和莽汉们把酒言欢。

　　李亚伟可能是莽汉派诗人里面的硕果仅存的坚持经商和写好诗歌两不误的诗人。诗人万夏因为自己的紫图图书公司所做的图书成为中国民营图书的标志性人物，但是他好像几乎不写诗了。这就像李亚伟说的，“各人的命和运在里面。”

　　作为诗人的李亚伟已经名满天下，但是作为书商的李亚伟可能并不为人们熟知。

　　他的书商生涯开始于1993年，也算是比较早的，老资格的书商。

　　北京是书商们的乐园。来北京做书商是李亚伟自己想来的。自己想来，那时候他还跟一个朋友在一起做。这个朋友认识北京方面的人，之后他这个朋友来负责书稿，李亚伟来组织几个人制作。那时候卖了稿子后，他手里有三万块钱，当时已经很多了，尤其是对一个莽汉诗人来说。就是说，他已经不属于身无分文那种人了。他描述说，自己以前从来没带过那么多钱在身上，三万块钱，让他觉得走到哪里都敢。来北京后，做书商要有地方工作，他租房子都比较豪放，带有莽汉诗人的气质，一套套地租，以前哪里敢想到租一套。他先在白石桥附近租了一个院子，那个院子有五六间房，然后定居下来开始卖稿子。

　　惠桥饭店那里是书商的聚居地。在这里，有一次他偶然碰到了一个叫洪小东的人，他就问，你是不是《关东文学》的洪小东？洪小东说正是，又反问他说，你是哪个？李亚伟说我是李亚伟。洪小东马上一见如故，马上就说给他介绍另外一个朋友陈胖子。陈胖子是那种比较喜欢莽汉诗歌的人，对李亚伟的名字十分熟悉。见到陈胖子，陈胖子当场就说，你别卖稿子了，你别卖稿子了，你来发书。他和当初一起做书的那个朋友分开了，开始了自己的书商之路。

　　为什么想到做书商，可能是与当时的穷有关。穷并不是错误，但是李亚伟还有大肆挥霍的习惯。莽汉诗人嘛，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并且“心比天高，文章比表妹漂亮”，挥霍一些是应该的。他单位1号发的工资，到5号就绝对花完了，后面的25天怎么办呢？

　　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吹拂着祖国的大江南北，莽汉诗人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影响。怎么办？又穷，又挥霍，那经商是要过快活日子的唯一的选择。

　　这一选择让他在经商的道路上走了很多年。他在北京的书圈里摸爬滚打，炼就了一身过硬的做书本领。

　　但是后来作为诗人的一面还是占据了上风，他认识到，诗歌是绝对精神上的东西，它和茅台、

　　李亚伟觉得，经商是一种职业，而写诗不是，道理很简单，在废除科举制之后的中国，诗歌不再是晋升的魔术，精神和物质两得的朝代已经远去，诗歌已经剥离出来，不再承担升官发财的世俗任务，诗歌仅仅是在搞精神享受。现在，商人里面有很多优秀的诗人，很多写诗的人也在大赚银子。很多合格的商人非常有艺术情感，他们已经把这些分得很清楚，这是现在的实际情况。

　　“说实话，我决不想天天写诗而什么都不干，当大官、做大生意、搞遗传工程、做妇科医生、当学前班教师等等这些，如果放我面前干得下来我都愿意干，中国古代的官员、教师、医生、学者谁不写诗哪？闲来生活，再闲来就写诗，该忙时就大忙，但不能一生时时刻刻都拔不出来，往钱、订单和级别里一头栽下去永远都拔不出来看清天地和自己的聪明人太多了。聪明不是思想，聪明和智慧是有区别的，金钱和级别不是生活，它是命运的一部分，忙和闲也是命运的一部分，在这一部分里，我很听话。”这就是诗人兼书商的李亚伟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精辟见解。

　　说到经商，其实李亚伟还有其他的项目。几年前的一个夏天，他和诗人赵野，还有撒娇派诗人默默开着一辆借来的皮卡在云南丽江、大理、香格里拉一带巡逻，一下子被迪庆的神奇景象迷住了，不想走了，他突然彻底厌倦了大城市的平胸的娘们和作为书商的那些肥厚的账单。默默、赵野他们三人都深有同感。然后打算一起在这里开始部分的新生活，他们盘了地，开旅店、餐馆、酒吧，还有两个画家工作室以及专让他们搞享受的小院也一起开张了。另外，他在成都还有一家叫做“香积厨”的餐馆，由家人具体经营，在他的指导下，经营状况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