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振玺牛根生赵晓黄鸣做客新浪谈财富新观念(2)

    企业责任的三个境界

　　黄鸣 ： 各位新浪网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跟大家见面。黄鸣很有幸在进入市场创业的时候就进入了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早期的和谐理念叫“追求和谐的完美”。后来我被邀请到华盛顿，跟美国的高层介绍中国的太阳能发展经验的时候，讲了一个中国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那之后我们就把我们的核心理念改成了“追求可持续”。在我的概念中，和谐跟可持续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某种程度上是一回事。一开始追求和谐完美，实际上是要我们能源、环境、子孙万代能有一个和谐、完美的生活环境，最早我们提出的产品宣传口号是“为了子孙的蓝天白云，您应该用太阳能”。当时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宣传皇明的时候中间加了一个，别人也评论皇明有点矫情，为了子孙万代的蓝天白云，可以不用皇明，但是应该用太阳能。现在我反过来说，您应该用皇明，更应该用太阳能。

　　从一开始一个企业，就表明了一个企业、一个人的事业和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个人有了点财富、名誉、地位，有了发展的空间，后来想想，如果你不为社会和谐做贡献，是社会和谐的不安定分子，这些都不可能有。所以，每个人都可能向往财富，都可能去追求财富，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能够把你的财富和社会和谐，和社会重大的威胁，解决这些问题连在一起，不仅仅是企业的财富问题，还有一个企业稳定可靠发展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我们这些企业老板，如果单单考虑自己企业的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安全。实际上竞争那么激烈，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但是从大的战略来讲，我和牛总的企业，如果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理念做，天不能亡我，因为我们是顺应天意的，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和谐观念。

　　可持续这个概念，实际上也跟比尔-盖茨、巴菲特、李嘉诚的捐赠有关系。前一段时间我在新浪网的博客当中写了一篇企业责任的三个层次，就是企业三境界。

　　第一个观点跟牛总的观点完全一样，就是讲企业的第一个层面必须先把自己的产品做好，先把自己的工人养活，先让自己的消费者能够享受到好的产品，而不是假冒伪劣品，不能让他们遭受伪劣产品的烦恼。另外，交税、养老基金、

　　第二个层面，生产产品的过程中，不能去污染环境，不能去破坏社会安定等等这些东西，不能过分地浪费资源。第二个层面如果能做好，譬如牛总你的养殖业增加以后，退田还草，生态环境改变了，这个改编还是大规模的，还是非常深刻的。我们做太阳能，到现在我们企业已经节省了标准煤2000多万吨，节省的排放2000多万吨，这个对社会的意义比我们的产值还要大得多得多。所以，企业责任的第二个层面。如果前面这两个层面都做不好，你去捐赠，到处出头露面，搞慈善事业，都会怀疑他的真心，就是做的这些人心里也都会不安。

　　第三个层面，有了前面的基础，都做好了，再去捐赠。

　　当然企业可以这三个层面同时做到，也可以一步一步做到。我们现在惭愧地说，比起蒙牛老大哥，我们差了不少，这方面说句实在话不敢多提。但是我们也是在助学方面，在新农村建设方面，一直做了好多年。光给学校就捐赠了几十个太阳能浴室，给学校学生和学校老师，尤其是农村的民办教师，他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尽自己的力，给他们送点温暖，解决卫生和洗澡的问题。第二，我们现在捐赠了几十个农村村级的公共浴室，让很多老头、老太太、妇女、儿童，尤其是春秋天、冬天，他们洗澡非常困难，出门一趟多少钱，回过头来再不认路。所以，我们捐赠了这些以后，我到农村去的时候非常感动，有些老人家握着我的手“社会主义好、新农村好”。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信息的，对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些概念比较模糊，但是实实在在得益以后，从这个角度知道了新农村好，知道党的政策好，我心里确实有点乐滋滋的，虽然办的事不多。

　　主持人 ： 新农村就是享受着黄总您送的太阳能设备，喝着牛总送的牛奶。

　　黄鸣 ： 还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好，没有这些好政策，我们这些人说实在不可能有这样的作为，不可能捐赠。

　　主持人 ： 谢谢黄总。综合二位刚才说的，都是首先做好企业的本职工作，本职工作做好之后再想着给社会做更大的贡献。赵晓是大家都熟悉的中青年经济学家，我们请赵晓谈一下这方面的看法。

    唯有企业家谈企业社会责任不轻松

　　赵晓 ： 谢谢。参加这样的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观察和学习的机会。我跟黄总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但是跟牛总非常有幸见了三次面。第一次是在中央电视台，第二次是在陕西参加一个活动，今天是第三次。我很赞成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所有的人谈企业社会责任都是很轻松的，但是企业家谈企业社会责任是不轻松的。因为所有的人谈，也包括在座各位，包括你们在场的所有这些朋友，我们都可以谈企业社会责任。我们谈企业社会责任，不需要掏一分钱，我们谈企业社会责任是让别人去掏钱，让老牛去掏钱，让老黄去掏钱，让你们做，把他们放在聚光灯下烤，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谈企业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家真正要谈企业社会责任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举一个例子，第一是普遍性的商业贿赂。在中国商业性的贿赂几乎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了把道德标准颠倒的程度。比如给人家买东西，在国外如果别人向你采购东西，你不给他回扣是很天经地义的，他向你索要回扣，他是不道德的。但是在中国，现在已经逐渐演变成，你如果不给他回扣，他认为你是不道德的，你买我的东西，竟然不给我回扣，你是不道德的。几乎现在所有的企业都陷入这个困境里。而做企业的老板也知道，他知道他底下买材料的人也都是收回扣的，因为给他们的工资没有很高的工资，因为知道他们的收入是从收回扣中得到一部分，如果不收回扣，工资也不能很好养活他。

　　黄鸣 ： 打断一下，我们现在尝试着高薪养廉，对这些人工资各方面考核都比较高一些。

　　赵晓 ： 假如黄总这么开始做，我非常佩服。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一会儿我要请教黄总、牛总。如果你向别人买东西怎么办？能不能不给别人回扣？因为我经常接触企业家，我说这是一次观察和学习的机会，我知道他们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拒绝中国普遍性的商业贿赂，可能你的东西根本卖不出去，人家不买你的东西，在招标的过程中，你的东西可能是排第一名的，但是人家就不买你的东西，因为你不给他回扣。

　　黄鸣 ： 这个事我有不同的观点，我们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实践。而且我敢说皇明这么多年，在大的工程，学校、宾馆、医院，从公司的总部里，没有送出一分钱的回扣，当然吃饭、招待是另外一回事。

　　主持人 ： 举一件您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黄鸣 ： 反过来举吧，给工程人员做培训的时候，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工程大客户方的主管，比如学校的副校长，还有主管基建采购的处长，从马斯洛五个层次的需求当中挑出一两个第一第二的需求是什么。有人说价格便宜，我说马斯洛没有说价值便宜。第二是回扣，马斯洛也没说回扣，我说你就从五个当中找两个，后来说不出来。我说第一个就是安全，你想想他那顶乌纱帽，好不容易当了一个副校长容易吗，如果买了乱七八糟的货最后出了很多问题、事故，他交代不了。别人不仅怀疑他，他没拿回扣别人也要怀疑他拿回扣，而且将来这个人办事不力，下一届就没他了，这是第一位的。

　　第二位，实际上这些人是怎么当副校长的？是干了一串串事迹，尤其是主管后勤、基建的人是要干事的，而且干的事都是比较漂亮，一串串珠子串起来才能把他串到这个位置上。所以，你就帮他实现安全感，用质量、服务、施工的这些监理保证来做到这一点。至于中间的环节，说句实在话，我们现在也无奈，企业自己本身绝不能做，这要坏了文化，坏了内部风气。但是我们有经销商。所以，我给大家说的是企业自己可以洁身自好，至于经销商怎么做，有些没有，有些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到这一步，在中国国情的情况下，我们作为企业，做到洁身自好，能够自我发展，能够壮大，已经很不简单了。尤其是我跟这些，还有我们的高层跟这些大客户的头头沟通的时候，很多东西自己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我说的第二个层次需求就是“社会实现”这个最高层次的需求，这些人是有这个层次的。可能社会有另外一面，但是他绝不能扼杀社会的主流层面，要不然社会就不会发展到今天了。这几十年看看我们国家有多大的变化？还是主流为上。所以，企业坚持主流，最后企业也变成了主流，这是一个大道理。

　　赵晓 ： 我接着说，刚才没说完，开了一个头，没关系。

　　也许我们这样的方式更好，更像一个沙龙，更像一个讨论。对于黄总刚才您的插话，我还是保留一点意见。第一我对中国目前的商业整理状况是不抱乐观态度的。如果现在发展很好了，也用不着在这里谈社会责任。我们可能发展空间也很有限，恰恰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普遍社会责任、普遍的状况是很差的，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有必要在这里谈这个问题，大概也意味着我们将来也有很多改变和发展的空间。总体上我认为我们目前整个社会的状况，可以说整个社会的责任状况，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当然也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状况，是不令人乐观的。商业贿赂是普遍的，这不是我说的，我们很多调查、很多结论都是有的，比如企业的偷税漏税也非常普遍，甚至在上市公司里也非常非常普遍。我甚至问过税务部门，两头说法不一样，企业认为为什么我们要偷税漏税，是因为税定得太高，如果我真的按这个税去交，是没有利润的。对社会企业为什么定这么高的税呢？包括一税、二税、三税，一税是合法的税收，还有费、乱摊派等等，税务部门会说，如果我们不征订这么高的税，他们偷税漏税我们是收不上这么多税，双方是囚徒困境，这是我们的状况。我还知道一家企业的例子，名字不说了，我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他们的老板也像黄总一样准备行使一种社会责任，从今天起我们这个企业不再搞商业贿赂，不再给那些客户，那些买我们东西的人不再给他们上小姐，不再给他们上贿赂，不再给他们回扣了。结果导致他15个销售经理全部辞职，因为他们如果靠那个工资生活活不了，如果不这么做，在整个行业里会被人视为不道德，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做下去。我想讲的第一点是，我们的的确确现在的现状是非常可悲的，我绝不否定我们的成绩，因为我们的成绩是从20分到了70分、80分，成绩是提高的很快很快的。但是往前看，我们跟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跟我们未来发展的远景相比，跟一些做的好的企业相比，也包括跟黄总、牛总，应该说他们在国内的企业家里面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才坐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方来。大部分的企业、企业家，目前我认为他们做得可能还是不够的。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现状。

　　但是在这样一个基本现状判断的基础上，我并不愿意把所有的板子都打在企业上。做企业是非常不容易的，做企业家也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处在缺乏责任的一种状态，我们的企业可能是不讲社会责任，但是不客气地说难道我们的政府是讲社会责任？难道我们的各个媒体都是讲社会责任的？难道我们的个人是讲社会责任的吗？有多少人敢站出来说我是讲社会责任的？但为什么现在只是对企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因为有一点，因为我们的企业比较多的得到了这个社会的阳光，改革开放他们得到了比较多的成果，他们长的比较好。就像一个家里比较有出息的孩子，你比较有出息，你对家庭承担的社会责任要多一些。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但这并不以为着这个家庭其他的孩子就长得很好。难道我们政府的改革就做得到位了吗？政府的社会责任就做得很好吗？未必。难道我们各个社会组织，包括新闻媒体就做得很好吗？未必。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所以，这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这样的穷途困境？这是社会性的问题，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打破这样一个囚徒困境是需要特别大的勇气的。我们知道当初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企业家讲过一句话，在中国做事不能太超前了，你超前了会称为革命先烈的。但是在中国也不能太落后了，太落后了，赶不上节拍，赶不上社会的潮流，又会被淘汰的，他说最好不要快多了，就快半步。我不知道多少企业家秉着这个策略做的。

　　黄鸣 ： 我是快一步到两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