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张謇经营城市的现代启示 建设一新世界雏形

　　一个人何以改变一个城市？状元张謇这样总结其心得：“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

　　宋培军 张秋霞

　　张謇与1905年在南通创办的资生铁冶厂

　　最近一段时间，城市经营颇受媒体关注。经营城市的理念可以上溯到状元张謇经营南通的实践。如果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语)，张謇在地方自治的政治框架内着意经营南通，则无疑是“中国城市经营的先驱”，他不仅运用股份制创办大生纱厂，而且把股份制导入传统农业，既倡导银行股份制理念，又实践影视股份公司运作，还开长三角商埠股份开发先河。张謇不愿做“为有限股东之牛马”的“众仆”，要做“开投资合群之风气”的“公仆”，时时叨念着“儒者应尽的本分”、“士大夫之责”。他说：“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又说：“农工商业之能否发展，视乎资金之能否融通。”张謇就是抓住了“资金融通”这个牛鼻子，盘活了城市经营这盘棋的。新近出版的《中国近代化先驱：状元实业家张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运用现代产权理论，检视张謇在南通的股份制经营实践，意在寻求某些或可借鉴的经验，这些经验为今天经营城市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895年张謇从筹办大生纱厂起，开始了工业股份制的探索与实践

　　张謇真正开始股份制的实践要上溯到1895年筹办大生纱厂。张謇以“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的“绅”的身份，奔波于沪、通、宁之间，最后与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议定，以南洋商务局闲置机器2.04万锭折合25万两官股入股。1899年，大生纱厂终于建成开工。在44.51万两原始资本中，官股占56.17%，地方公款占9.41%，真正的商股并不占大头(官僚6.49万两，商人、厂董2.95万两，社会团体1.2万两，地主0.3万两，其余为私人散股)。到了1903年，官股增至50万两，商股也扩到63万两。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产权份额大小与对企业的控制权并不成正比。官股代表并没有决策、管理权，举董招股以及年终账目，均由张謇掌握。关于股东选举权和议决权，大会决议：“自一股至一百股每股一权，一百股以上至无限股，每二十股加一权”；“官股不得分析，多占股权。”对于普通股东，张謇要求他们不要干预企业经营，即“不得干预办事之权”。随着榨油厂、磨面厂、印书局、铁冶厂、轮船公司等多家企业的创建，形成了以纺织业为核心的大生企业集团。新企业创建的资本来源是以招股为主，除此之外还有三种：一是大生纺织公司以自有资金参股新企业；二是将本应分发给股东的余利，转为股份投入新企业，大生纺织公司的股东自然转为新企业的股东；三是新企业通过大生纺织公司向银行贷款。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没有援外资为股份呢？这与张謇对外资的民族主义立场不无关系，须知民国初授命担任实业总长的他，就是因为反对临时政府以汉冶萍公司为抵押向日本借款而辞职的。

　　张謇主张：“集公司而兴农业。”他仿效西方国家，将股份公司的形式导入传统的第一产业

　　张謇主张：“集公司而兴农业。”他仿效西方国家，将股份公司的形式导入传统的第一产业。张謇、郑孝胥等发起招股，于1901年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围垦沿海荒滩，进行植棉，建成了纱厂10万亩的原棉基地。其后又办了多家盐垦公司。在各垦殖公司，张謇实施了一套公司加农户的经营体制。公司集中财力、物力负责总体建设目标如水利工程、农田基本建设、道路、仓储和商业等。除极少一部分土地为公司雇工自垦外，主要仿照传统的招佃经营方式，实行议租分成制，并将公司自垦和租地农场主制度结合起来，使得佃农与公司共享开垦成果。

　　他在《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中提出：扩充棉产，奖重大农，非大农不能有此扩充能力。改良棉产，奖重小农，小农之致成绩也难，而开通风气也普。故个人之奖，每亩二元；农会、农校等之奖，每亩一元五角；至公司则专事于此，成绩更易，故每亩奖一元。影响所及，苏北地区1914-1920年间先后约有40家农垦公司成立。他们的经营方式，或由公司统一雇工生产，或将土地分划租与包工头组织生产，或将土地租给佃农耕作，或将垦熟的土地出售。他们的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出售产品、牟取利润，其经营种类包括植棉、蚕桑、茶叶、牧畜、粮食、养蜂等。

　　张謇认为：“银行之性质，纯然一私家公司”，呼吁政府将银行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并强调银行发展必须专业化

　　20世纪初，清政府准备仿效美国的银行体制，设立户部银行，企图控制国内的民办银行。张謇对这种做法异常反感，他向清政府极力推荐英、法、德等国的金融体制，因为这些国家的“银行之性质，纯然一私家公司”。张謇在《劝业银行条例》中明确表达了“劝业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的理念。他呼吁政府将银行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治理权操于政府之手，而其所有权，则属私人。”这可谓一举两得，既解除了民间资本的后顾之忧，也解决了银行资本短缺的问题。

　　张謇强调银行发展必须专业化，倡导设立劝业、盐业、农业、治淮、实业等各种银行。张謇建议中央政府注入现金，地方政府认缴股款，参股民营银行。除政府参股之外，银行资本多由民间自筹。他建议北洋政府效仿日本做法，允许农民以不动产作为抵押，“定低廉之利息，贷以现金，并准其按年份还”，以开发和改良农业。张謇在筹备通州储蓄兼

商业银行之初，首先成立了大生纱厂储蓄所，吸收工人工资存款，既减少了企业抵押贷款，又将工人的个人利益和企业的兴衰捆在一起。实际上，这取得了与工人入股企业同样的功效。

　　由于中国财力有限，张謇的融资范围并不局限在国内，而是放眼世界。他提出以“合资”、“借款”、“代办”等形式，设立合资、合作银行。张謇亲自参与了中法劝业银行、中美联合银行、中美治淮农业银行的谈判工作。他花了近10年时间，与法方讨论合资建设银行事宜。他筹划中美联合银行的目的，是要打破外资银行对中国外汇市场的垄断。

　　张謇把公司股份制经营所得，很大一部分用到南通的

城市规划和建设上，使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张謇思考南通，既脚踏实地地结合南通的条件，又不局限于南通一地，可谓高瞻远瞩：“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今日我国处于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

　　张謇把公司股份制经营所得，很大一部分用到南通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上。1895-1925年，在他的推动下，南通开辟了新工业区和港区，构成了以老城为中心的“一城三镇”的空间格局，旧城内辟商场、兴学校、建博物馆、修道路，进行了近代市政建设。1920年他又与荣宗敬等有资产实力的企业家合资创办左海实业公司，收买沿浦滩地，筹划吴淞商埠开发。虽然未及成功而身退，却是当今

长三角都市带发展的先声。他在通海垦牧公司第一届股东会上对此做了很好的概括：“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

　　(作者分别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