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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第二财政局”的好处和条件
耐人寻味的是，一手缔造华光的关联发和他代表的沙头镇政府却在2002年通过转换股权的方式彻底出局。对此，黄女士隐晦地表示:因为更重要的人看中了冯。
事实上，后来冯明昌的华光集团有一个让人联想丰富的绰号——在当地，人们更喜欢
称呼它为“第二财政局”。“第一财政局管公务，第二财政局管私务，第一财政局发工资，第二财政局发私资。”一个曾卷进华光案件的知情者对记者这么调侃，“华光集团不是一般的私营企业，后来财政局和其他政府单位的人除了领国家给的工资，他们以前还领过另一种钱——就叫分红。而这钱大家心知肚明，它是和华光合作经营来的，这些钱通过财政局发给南海市政府的各个部门”。
财政局在冯明昌案件中扮演的角色，可以从财政局掌握的权力找到线索。“企业要贷款额度如果超过乡镇给的保证额度，就需要信用证明，而信用证明掌控在财政局手中。”采访中前南海市某核心官员对记者说，“和财政局交好的益处在于，民营企业能借此贷到更多的钱完成产业扩大，从而有做大企业的可能，这些信用证明是有限的，财政局往往有所选择。”
冯明昌和南海财政局的合作就开始在1994年，在冯明昌并未提供任何资产抵押的情况下，孙伯宽通过南海财政局下属的公司，违规为冯明昌代开了11.48亿元的信用证明。这11.48亿元给冯明昌带来了其他企业所没能有的资金支持，华光从此摇身一变为南海市的重点企业。1994年是冯明昌企业做大的转折，从这一年开始，华光公司的资产以两位数激增。
不过或许财政局并不是冯明昌的最高合作者。两任财政局局长孙伯宽、何伟林在冯案中获罪的最大原因是他们不惜挪用公款，甚至动用国家规定不能挪用的财政外预算给冯明昌。如果出于个人的牟利，这显然是愚蠢的做法，“他们大可不必这样做”。
从记者得到的庭审材料看，前南海财政局局长孙伯宽曾经解释自己铤而走险的原因:“如果不借钱给冯购买可转债，中国兴业的股价炒作就会失败。”“陈(市长陈仲元)和当时的领导都说过，我们现在主要是要把‘兴业’做大，把它的股价提高，这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华光”更深的官方背景就体现在这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兴业控股有限公司上。中国兴业的第一大股东梁绍辉是原南海市财政局副局长。2001年10月，原南海市财政局局长孙伯宽加入中国兴业董事会，成为与梁绍辉齐名的联合主席。在香港市场，中国兴业早被看成具有南海财政局背景的“染红公司”。而长期处于亏损状态的中国兴业，在香港市场无人追捧。2001年，中国兴业亏损597万元，2002年，赢利达1805万元。而冯的企业佳顺“为兴业提供之赢利贡献为5564万元”。冯氏为何通过种种途径成就中国兴业？而原南海市政府和市财政局又为何冒着巨大的风险为冯氏的巨额贷款做担保？“中国兴业成了二者交换利益的渠道。”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兴业实际上是南海市的‘市办企业’，南海市政府部分的许多额外补助都是从这个公司的赢利来的，所以它非赢利不可”，“而这个任务就交给财政局”。
作为佐证的是，孙伯宽在庭审中一再辩称“借钱给冯明昌，我根本就没有半点私利”；“财政局不可能将钱借给任何企业，这必须经市长陈仲元签字同意。”而根据孙的继任者何伟林的供词，“在2002年，就向陈仲元汇报过冯明昌借款的情况。2003年3月，区长工作会议时候，我就明确提出，不能再借款给冯明昌”。陈当时的答复是，“工行都借了，他们不怕风险，我们怕什么？”
据接近调查的知情人透露，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南海市政府少数官员便暗地调集大笔资金注入其在港澳两地的窗口公司，用于在香港市场炒作楼花、股票及期货。其资金来源，除南海当地财政资金，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窗口公司向境外银行的贷款。90年代中期，香港楼市泡沫破裂，并引发证券市场崩盘，致使南海市的大批窗口公司巨额亏损。为归还境外贷款，填补窟窿，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南海市少数官员逐年将大笔财政资金悄悄调出境外还债。但因亏损过大，财政资金明显不敷使用，主事者遂将目光投向其他途径。
据可靠人士的说法，1999年，冯明昌和工行高达5亿元的第一笔大款授信正是当时的市里领导亲自带着冯去谈妥的。据该人士的说法，冯明昌有相当一部分贷款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最终以赢利的名义返回到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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