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创业者故事一： 金爱华：从“没有中国人的地方”开始

　　异国创业者故事二： 孟书田：在非洲找到做商人的感觉

　　异国创业者故事三： 谢湘蓉：亚热带小国里成就的完美人生

　　资料：中国海外投资创业者构成

　　文/本刊记者房毅

　　沿着前人的脚步——异国创业者的一种有趣趋向

　　1987年7月20日，菲律宾《世界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题为《李清泉——华人社会最伟大的领袖》，李清泉何许人？竟得以在他离世47年之后，还被异国人民深深地怀念？

　　在中国福建著名侨乡泉州的历史上，菲律宾“木材大王”李清泉、印尼“糖业大王”黄仲涵等，都是在异国他乡创下巨大家业的南洋华侨。控制了全菲木业的巨商李清泉更被认为是在“菲律宾经济发展史上占有永久地位的人”。

　　李清泉的财富，可以说来源于他的先祖们自明末清初起的异国谋生热潮。当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海外私商贸易发展，临海的泉属各县人民纷纷出洋。明末的泉州人李旦、黄程、郑芝龙等，就既是民间海上巨商，又是旅日大华侨。泉下所属晋江安海人大多到了菲律宾，曾经出现“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的局面。迄今为止，泉州华侨已多达600余万，分布于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其中90%仍居于东南亚各国。

　　从早年被设在厦门等口岸的洋行抓去、骗去并被蔑称为“猪仔”的南洋劳工的被迫出国，到今天，中国人的出国创业史早已演进为一种前辈榜样召唤下的主动行为，甚至因为产业的日益成长和国力的日渐强盛，而渐变成以政府为驱动力的“走出去”战略，大量国有的、民有的企业也在“国际化”的漂亮外衣下，开始在异国土地上抢滩争涂。

　　这是中国的进步吧。20年的改革开放，重新焕发了国人潜在血脉里的创造力，留在海外的人也重新连起了那根扯不断的线。所以在异国创业者的趋向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最初，他们几乎总是沿着先人走过的路，再一次地走过去——比如浙江著名的侨乡文成县，现有六七万旅外华侨，虽分布于52个国家和地区，但90%侨居西欧，从事着餐饮、制衣和皮革行业。这与泉州90%侨民仍然侨居东南亚形成了有趣对比。

　　本刊在这组报道里的一个采访对象——浙江青田人金爱华虽然是从一个“没有中国人的地方”开始自己异国创业路程的，但她自1994年独自前往南斯拉夫创业之后，仅8年间就先后带出300多个同乡族人赴南做小商品批发生意，足以构成浙江散居各国的大量“自由派”贸易大军的一个小分队。

　　在采访中，一位对海外中国人创业情况颇为熟悉的浙江省某进出口公司经理徐先生告诉记者，扎堆的现象在到国外去淘金的人们中间相当普遍，比如仅在一个约翰内斯堡(南非著名的黄金之都)，就扎着数万福建长乐人；中东地区因为只有阿联酋市场开放，所以一个弹丸小国里就聚集了三四万浙江商人，每天到达这里的大量集装箱都通过这些中国人以各种途径发往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同样在东欧，匈牙利是一个更大的集散地，大约4万中国人每天吞吐着10倍于南斯拉夫市场容量的集装箱(目前南斯拉夫有5000中国商人，每月从国内发出60—100个货柜，每个货柜单值人民币50万元左右)。

　　徐先生认为，相比之下，目前南美仍是一个开发很不充分的市场，中国人前往创业的还不多；在西南欧虽然分布着很多中国人，但以经营餐饮业为主。俄罗斯虽然市场很大，但徐认为它不是一个“好的经济伙伴”，许多到达那里的中国人不是因为被包括政府在内的势力盘剥亏了而被迫退出，就是做不下去转往他国，徐说，你怎么能在一个连政府也想吃你的国家里做生意？

　　所以，异国创业者的趋向背后，其实既隐藏着那剪不断的祖先历史，也附着着商人和资本逐利而行的特征。

　　一个悄悄创造着财富但却不被“关照”的群落

　　因为以个人身份出国创业的人们根本未被计入国家的统计体系，甚至包括相当数量流向境外的民营企业、民间资本也都无法记录，所以徐先生认为，实际上没有人真正了解中国人异国创业的全面情况。但徐笑说，其实朱总理真应该感谢他们，这些人是典型的蚂蚁搬大树，每个人创造的财富也许有限，但合起来就多了，几乎每天都有大笔外汇从东欧、中东和南非等地悄悄打回国内，这是一个不可小看的数字，想想看，浙江民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沉淀资金？徐先生说，粗略估算，这些在异国淘金的人们，每年至少也要拉动国民经济2个百分点！但实际上相比于他们的贡献，徐先生说，国家，包括直接得了很大实惠的地方政府，所给予他们的关照就太不够了！

　　事实上，由于国家并不直接掌握这些以个人身份出国创业的人们的真实情况，也没有任何一个相关部门负责管理，所以这些异国创业者在少了一份体制障碍、多了一份进出自由的同时，也不得不独自或者仅仅依靠商会这样的组织对抗各种风险。徐先生认为，事实上这些人就是“没人管”，没人管进也没人管出，做生意遇到麻烦自己处理，被人骗、被人抢甚至被人杀掉，也得自己处理，因为人太多，我国政府的驻外机构又那么有限，实际上完全有这个市场空间来成立一些与他们的实际状况相匹配的民间中介机构，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比如商贸信息、法律问题、金融支持甚至业务培训等等。徐认为，像外经贸部那样的政府部门，应该牵头来做这些事。徐还说，各国关税随时都在调整，许多在外的商人都希望能及时了解较为全面的关税变动情况，“但现在没人系统地弄这个东西”，徐先生希望外经贸部的专业人士应该建立起为民间商人提供服务和支持的意识，像这样的事，“他们不正好可以发挥所长吗”！

　　另一方面，对每一个在国外经商、办实业的人来说，经济上的风险往往都还只在其次——因为即使在国内，也同样要面对，但政治上的和其他的风险就不同了。在肯尼亚做电池生意的孟书田，曾经因为把自己经营的电池卖到了肯尼亚70%的土地而被一个有该国总统参股的电池厂商与政府部门和媒体合谋陷害，几年心血差点一朝付诸东流，所以当江泽民主席访问肯尼亚时，孟书田那种热切的期盼，可能是任何一个身在国内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的。而在亚洲小国柬埔寨创业8年的谢湘蓉，则完全面对着另一种风险，内是党派之争发展到真刀真枪的战斗，外是国际社会对这个小国的制裁，当其他国家纷纷撤侨的时候，谢与其他同胞却必须在放弃所有不动产回国和冒着生命危险留守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所以谢从到达柬埔寨开始，就一直非常关心政治，既对柬的党政状况了如指掌，也对国内的每一次重大变动备加关注，她觉得了解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相关法律，是每个在海外经商做实业的人都必须做的，不了解这些，肯定要吃大亏。

　　个人成功的背后是国有投资的失败

　　在异国创业者群落中，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往往初到一个市场(一个国家)时，总是有国家派出的国有大公司在前面冲锋陷阵、开拓市场，但每每市场开拓的差不多了，大量的“个体户”和私人小公司就一夜之间冒出来，再然后就是国有大公司连续亏损得不偿失，而那些单飞的异国创业者却笑咪咪地躲在一边数钱。这种现象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日益普遍，所以到目前为止5600多家投资海外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中，成功的只是少数。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经常在国外看到我们的国有企业铩羽而归，交了昂贵学费之后，公司赔了，而去投资的公司人员却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坚持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应该以私营企业为主，地域上，东欧、中亚以及南亚越南等更为理想。经老的断言与本就身在其中的徐先生的判断，似乎不谋而合。

　　虽然说大批“中”字头国企仍然是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先锋和主力，但徐先生认为，体制障碍目前依然是国有企业跨不过去的门坎，反正你是国有的就没办法，出去的人你事实上约束不了。相反，在大部分国有投资折戟海外的同时，以浙江为代表的大量中小私人投资者的异国创业却业绩辉煌。

　　在巴西有投资的浙江精益集团大股东兼总裁胡万地说，原财政部长刘仲藜有一次在温州视察时指示当地政府官员：认真研究一下，为什么那个精益集团(以电子开关为主要产品)到巴西去就能搞那么好，国有企业偏偏就不行？胡万地说：这没办法，你看看那些国有企业都是怎么亏的，市场不好是另一回事，大多数情况是人为的，是制度造成的。精益集团原董事长包其宇5年前发现巴西市场“有戏”，就决定移居过去开发，股东们立即做了安排，现在包已将精益集团的产品推广到巴西的29个州，年销售额数百万美元。下一步，精益集团计划进军澳大利亚，并考虑适当的时候在海外建厂。

　　专家认为，随着中国产业成熟度的日益提高与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未来中国将逐渐转变成一个资本输出国，如果说在第一轮“走出去”的较量中，那些自由的异国创业者成了意外的胜利者，那么下一轮的“走出去”中，他们将迎来更多的竞争者或者合作者——那些产权清晰的、有一定规模和信誉的企业财团，这对他们来说，会意味着机会的丧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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