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金融+科技”已成为传统银行创新转型的主要方向。然而新形势下，如何从理念、方法、基础架构、业务模式、组织机制等方面整体“转身”，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智慧金融”，拷问着每一个金融从业者。

　　今日，由新浪财经主办的“2020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智慧金融峰会”隆重举行。在上午的演讲环节，六位重量级专家分别就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数据的所有权问题、未来银行与共存金融生态等话题发表了重量级演讲。

　　“智慧金融的前提是数据要素的积累，基础是算法算力的进步，关键是适用场景的挖掘，核心是人工智能的应用。”

　　“数据到底是属于谁的？它有没有一个所有权的问题？它是属于数据的来源方，比如数据的产生者？还是属于平台方，属于算法的提供者、数据的整理者、归集者乃至发布者所有？”

　　“金融机构是服务性的公司，任何科技的运用都要照顾到市场的感受，即服务对象的感受决定了金融机构要运用什么样的科技、如何运用，以及在何处运用。”

　　本文带你全览大咖观点！

　　李东荣谈人工智能：

　　在金融领域应用应坚持四个原则

　　本次论坛，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重点就推进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在李东荣看来，智慧金融的前提是数据要素的积累，基础是算法算力的进步，关键是适用场景的挖掘，核心是人工智能的应用。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近年来，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巨大的应用需求和开放的市场环境，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蓬勃发展。

　　具体到金融领域，2017年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金融列为人工智能应用试点示范和产业智能化升级的重要领域之一。去年央行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提出，要稳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这些政策为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尚处于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其在金融领域更大规模的应用落地客观上还面临数据、成本、安全、人才等各种显性和隐性的障碍。“由于存在技术黑箱、算法共振、算法歧视、数据高依赖度等情况，其在金融领域不当应用可能会引发责任边界模糊、市场羊群效应、数字金融排斥、个人隐私泄露等一系列的风险挑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李东荣进一步指出。

　　李东荣认为，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应用的现实挑战，有必要加强前瞻研究和规范引导。结合有关国际经验，在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治理原则》总体框架下，李东荣提出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应用应坚持四个基本原则：

　　一是依法合规。严格遵守以人工智能金融应用相关的信息技术、网络安全、数据治理、隐私保护、业务监管等领域法律规范，坚守智能金融的合规底线和行为红线；

　　二是以人为本。以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增进金融消费者共同利益为应用导向，尊重社会共同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持续提升技术水平、改进管理方式，开发“有温度的”智能金融产品服务，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三是安全可控。加强人工智能研发者、使用者及其他相关方的能力建设和行为规范建设，确保相关人员具备人工智能金融应用所需的专业能力、业务知识和工作经验。加强理论研究、模型测试、安全评估和审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智能金融系统透明性、可靠性、可控性，逐步实现可追溯、可信赖、可审计；

　　四是权责清晰。从业机构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应推动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为本机构应用人工智能所产生的结果负责。主动建立完善清晰、透明、公开的权责清单，明确研发者、使用者及其他相关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建立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流程的问责机制等。

　　杨凯生谈数字经济的“十四五”：

　　关注数据的所有权问题

　　中国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认为，在讨论数字经济这个话题时，可以重点关注前不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发展目标的建议》

　　杨凯生指出，中央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建议稿中提及，要加快数字化的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此外，建议稿当中还提到“要建立数据资源的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

　　“我想这一系列提法将成为各个部门、地区考虑‘十四五’规划时的重要指导思想，会进一步体现出数字化的工业、农业、服务业，包括数字化金融，乃至数字化城市、政府。这些都会慢慢从概念走向现实。这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进步成果。”杨凯生表示。

　　与此同时，杨凯生进一步指出，在当下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把关系到数字化发展的一系列概念进一步厘清，这样才有利于数字化发展真正地健康、可持续。

　　“比如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似乎想得不够。”杨凯生说道：“现在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乃至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数据到底是属于谁的？它有没有一个所有权的问题？它是属于数据的来源方，比如数据的产生者？还是属于平台方，属于算法的提供者、数据的整理者、归集者乃至发布者所有？我觉得这里面是不同的。”

　　杨凯生表示，虽然近几年大家开始关注上述问题，但多数是出自保护数据安全、保护数据拥有者隐私、保护商业利益等角度。这固然是对的，但还需思考更深一个层次。

　　杨凯生认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化对生产力发展的拉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还应注意，生产力最终要影响和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成果如何分配。因此，数据到底归谁所有、各类平台和数据的使用者在使用这些数据的过程中需不需要给所有者一定的对价，这些问题需要大家进一步思考。

　　朱小黄谈未来银行与共存金融生态：

　　风控和智能并驾齐驱

　　谈及未来银行的功能演进，在中信集团原监事长、中信银行原行长朱小黄看来，没有突然出现的未来，只有逐渐演进的未来。当我们说“未来已来”这个说法的时候，只不过是某些标志性事件或者现象已经发生，而不是整体突然就跨入未来了。因此谈到未来的趋势，要先研究今天有什么特征。

　　“一个时代的银行决定于它的功能。我们知道传统的银行功能大概就是存、贷、汇，就是融资、支付、理财。不管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产品、是什么样的提法，其实万变不离其宗。” 朱小黄说道。当代的银行功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朱小黄指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互联网改变了金融生态，尤其是渠道的拓展和交易方式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也无法改变金融的基本功能；二是除了存贷汇之外，当代金融可能更多地需要智力的服务，所谓“融资融智”；三是财富的保管。“在我看来存、贷、汇并没有消失，但是网络、智力、保管已经来临，所以银行要因时而变，功能性的变化已经发生了，是这样一个事实。”朱小黄表示。

　　朱小黄认为，基于功能的严谨，可以看到未来的银行围绕“存、贷、汇、网、智、管”六个功能出发，构建新的业务体系。存、贷、汇依赖于风险管理技术，而网、智、管依赖现代智能技术。所以，未来的银行是一个风控和智能并驾齐驱的银行。

　　谈及是科技创新建设共存金融生态的问题，朱小黄指出，过去几年金融科技市场投融资规模呈井喷式的增长，全球金融市场的科技投融资总额增长幅度都很大。但是同时也要看到，金融科技的本质是科技的运用，这就意味着金融科技的运用需要回归到常识，是金融创新，不是科技创新，是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在朱小黄看来，银行是知识密集型企业，是各种科技运用的理想场景；另外，银行还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但是这并不是说有资金实力就可以引领科技创新，银行是没有科技基因的，只有服务基因，这是银行的本质。

　　朱小黄进一步指出，金融机构是服务性的公司，任何科技的运用都要照顾到市场的感受，即服务对象的感受决定了金融机构要运用什么样的科技、如何运用，以及在何处运用。

　　朱小黄认为，未来金融科技的未来趋势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并存的现象：一是智能化与柜台服务的长期并存；二是现金与支付工具的长期并存；三是数字货币包括区块链币与主权货币的长期并存；四是先进的后台数据批处理和市场交易层面的人性化、个性化、个人化的长期并存；五是物理网络和网络交易会长期并存。

　　黄益平谈“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

　　本次论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当下我们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当中，数字技术支持经济活动在未来一段时间会有很大的发展。

　　在黄益平看来，虽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使经济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始料未及的冲击，但根据经济学中的“破窗理论”，也可能也会创造一些新的就业和经济活动的机会。

　　“（新冠疫情）一方面使得我们的投资消费甚至贸易活动停顿下来，起码是明显地减速。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看到了经济的亮点，就是数字技术在经济和金融应用当中的优势明显地体现，尤其是我们所说的无接触交易。”黄益平说道。

　　当然，无接触交易仅仅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发展已经是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现在一个说法是，我们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当中”黄益平称。

　　“第四次工业革命什么时候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大致是说在过去7到10年以前开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其实讲的主要就是数字技术的大力发展，”黄益平表示，“数字技术对于经济活动的改进，无接触交易其实只是一个方面。我们现在看到的大科技平台、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它们结合起来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过去经济活动当中的很多限制。”

　　黄益平认为，数字技术应用到经济活动中有很多方面的优势，如果简单地总结，就是可以扩大规模、提高效率、改善体验、降低成本，甚至控制住风险。黄益平以金融科技信贷为例进行了说明。

　　过去银行信贷都是在线下进行，银行需要做尽职调查。传统信用风险评估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看财务数据，但是很多中小微企业没有这些信息；二是用抵押贷款的方法，但很多中小微企业也没有房地产做抵押；三是关系型贷款，银行信贷员对企业主有充分的了解，根据软信息来做信贷决策。黄益平表示，当数字技术运用到金融里，实际上产生了一些突破。

　　第一个模式从2007年开始，国内叫“个体网络借贷平台”，或者叫P2P。黄益平指出，P2P是有一定的价值，但是这个模式有个比较大的短板，即它是一个信息中介，平台不能做征信、不能做担保、不能做资金池等。

　　黄益平指出，“这样的一个业务模式在我们国家可能运行起来比较困难。因为这些平台既不能用央行的征信系统，也缺乏很好地评估对方信誉的方法。如果不能了解对方，可能会引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把钱借给了不合适的对手，另外一个是道德风险”。

　　第二个是大科技信贷，就是大科技公司利用它的大科技平台和大数据对信用风险分析模型，决定要不要做贷款。这样业务模式从本质上来说，第一是利用大科技平台来获客；第二是用数字足迹评估信用风险。这类信贷服务的企业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但也非常重要的群体。

　　第三个模式是数字供应链金融。黄益平认为，数字技术应用到数字供应链金融里其实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的作用就是验真，另一方面就是动产质押。黄益平认为，这一模式将来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刘晓春谈银行数字化转型：

　　金融科技只是一段小插曲

　　在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看来，金融科技或者说互联网金融，只是金融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从长远来看，科技总会被广泛地使用。当整个金融体系都用上了科技，或者说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数字技术，那么金融还是金融，无所谓所谓的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不可能在所谓的金融之外有一个互联网金融的概念。所以，这只能是说一个小插曲。” 刘晓春说道。

　　现在金融行业为什么讲要数字化转型？刘晓春认为，是因为在整个经济往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金融也要跟上趋势。但对银行来讲，更需要解决怎样更好地让金融触达客户这一根本问题。

　　首先，从客户端来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集团性企业，这与银行传统对企业风险的评估逻辑已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如何评估这一类集团企业包括集团企业下面子公司的个体风险，是金融科技非常需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现在新兴的行业、新兴的产业越来越多。这些新兴的产业、行业的运行规律和传统风险评估的产业运行规律不同。怎样寻找新兴产业的运行规律、风险规律，也是希望能够通过金融科技技术提高风险管理的能力。

　　第三，现在商业模式越来越多，特别是数字科技的应用。随着数字社会的建设，许多行业会更多地寄托于数字技术，公共平台会越来越多。如何评估新兴的商业模式的风险，也需要银行借助于新兴的技术，来提高管理的针对性。

　　第四，现在整个金融环境在发生变化。当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在建立，企业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有更多的融资渠道。一方面当然对我们银行带来了竞争。但是另一方面，也对我们怎么来评估企业的投融资风险，带来了新的课题。

　　最后，从银行自身来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现在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原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主要就是存款和贷款，但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当中信贷资产大概只占了一半左右，有些银行甚至于低于一半，也就是说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当中有更多其它类的资产，对银行自身的管理就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内部的管理也更复杂了。加上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等，也带来了许多管理的复杂性。像这样一些（问题），也需要通过应用新的数字技术使得银行自身的运作更有效、更精准。

　　郭田勇谈商业银行：

　　未来很长时间仍是社会融资主渠道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本届论坛上表示，虽然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银行业的经营面临很大的压力，但他仍对未来银行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及前景充满信心。并且郭田勇认为，虽然未来要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但是银行业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仍然可能是社会融资的主渠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中国目前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虽然较前些年降低了，现在总体上还是能达到40%、50%的水平。我们形成这一块储蓄，势必要通过间接融资的方式来对这个储蓄进行消化。”郭田勇说道。

　　“第二方面，从中国的投资者来看，其实风险规避型的投资者占比还是非常高的。” 郭田勇以资管新规为例。在资管新规出台后，各家银行保本型的理财产品都要逐步停发，未来要变成净值化管理。但是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的调研，银行的客户其实对这种净值型产品，接受程度普遍不算太高。

　　郭田勇说：“所以，未来银行业从发展来看，我们的‘武器’、‘弹药’应该还是比较充沛的，关键是我们要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商业化的发展之路，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是要顺应当前科技创新以及现在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配合的发展格局。“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我们在国内的居民的消费支付，包括为国内的居民和企业服务，在这些领域，商业银行必须把这一块工作真正做好。同时未来继续降低金融业的服务成本。” 郭田勇称。

　　二是要守住初心，真正提高经营效率，提高资产质量。郭田勇认为，银行业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整资金的需求包括财富管理的需求还是非常庞大的，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要提供更好的服务。

　　最后，郭田勇表示，希望未来监管政策能够给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空间。郭田勇认为，银行最重要的监管是资本监管，但是资本监管未来应该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比如我们知道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8%，但是我想问，每家银行的经营情况跟资产结构情况都不一样，也不意味着资本充足率是10%的商业银行的稳健程度就一定比现在的资本充足率是8%的商业银行高，因为你要看内部结构包括资产负债的整体情况，可能都是有差异的。”郭田勇表示。

　　郭田勇认为，未来最理想的监管方式是将大数据、云计算运用到监管上，监管机构如果能够透彻地分析出每家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情况，是可以给商业银行的监管、包括资本管理，制定出“一行一策”的政策。

责任编辑：张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