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来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和金融监管仍然面临不少风险与挑战，如何有效应对和化解这些风险、矛盾，对于在‘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均十分重要。”中国银保监会副部长级干部，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说道。

　　于学军是在今日召开的新浪财经2020年会暨第13届金麒麟论坛上做出上述讲话的。于学军表示，从全年看，虽然经济增速不高，但宏观经济调控、金融监管却进入一个较好阶段，对明年形势也可持一个相对乐观的看法。但同时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

　　在本届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就“十四五”规划中的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周诚君看来，高质量发展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存在很多内在联系。那么金融领域应该如何作为？周诚君指出，应当对绿色金融予以更多的激励。

　　于学军：不少行长反映经营管理的压力越来越大

　　即将到来的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回顾2020，于学军表示，虽然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突发的严重冲击，我国经济增长出现历史上少有的负增长、低增长，但却经受住了重大疫情和经济出现下滑的双重考验，较好地完成了抗击疫情和稳定经济等各项工作任务。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金融监管进入一个较好阶段。”于学军说道：“受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一季度我国经济下降6.8%，这在我们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所以上半年各方面感觉极为困难；但是，下半年随着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我国经济增长逐月好转，形势越来越明朗，很多方面甚至超过我们的预期。全年看，虽然增速不高，但宏观经济调控、金融监管却进入一个较好阶段，对明年形势也可持一个相对乐观的看法。”

　　究竟何为“宏观经济调控、金融监管进入一个较好阶段”？

　　于学军指出这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因为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历史上，既有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经济增长出现过热的阶段，也有被迫实行紧缩性调控政策，致使经济出现滑坡、明显偏冷的情况；所谓较好，就是货币信贷相对适度、经济保持合理增长，同时通货膨胀也得到较好控制，处于既不过松又不过紧的状态。

　　“相对来说，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金融监管的较好阶段，曾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多次出现，但总的来看保持的时间却并不长。”于学军说道。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发生不少债券违约事件，全年信托风险也不断爆发，市场并不是风平浪静。于学军指出，具体到某一方面的风险爆发，任何时候都难以避免，尤其是未来在“十四五”期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经济金融市场化、国际化的进一步提高，爆发一些市场风险事件实属正常，甚至是一种常态。

　　于学军进一步指出，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应对和化解好这些风险极为重要。就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来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和金融监管仍然面临不少风险与挑战，如何有效应对和化解这些风险、矛盾，对于在“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均十分重要。

　　就金融业来看，至少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好：

　　首先是货币的控制与管理问题。近两年来，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加码，尤其是今年受新冠疫情的突发影响，又出台了一些非常规的阶段性政策，使货币信贷的投放力度明显加大。

　　至10月末的最新统计，今年以来全国银行业机构的本外币贷款比年初新增近18万亿元，同期比增长12.8%；期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达到215万亿元，同期比增长10.5%；社会融资规模新增31万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60%。

　　同时，由于经济增速显著放缓，分子增加多，分母增加的少，这就使中国经济的货币化水平即M2与GDP之比大幅度提高，将肯定会超过历史峰值即2009年的208%。与此相联系，我国宏观债务率水平在前几年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今年又出现明显上升，这就意味着全社会的债务总额大幅增加。

　　“风险与债务是一对孪生兄弟，负债规模大，风险必然高；尤其是当债务水平快速上升的阶段，往往更容易积累风险。而一旦加杠杆难以持续，往往又容易爆发风险。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在十四五期间高度警惕。同时，刺激性的经济政策易放难收，这是世界各国实施宏观调控中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所以未来几年，如何有序、平稳地退出非常规的阶段性政策将十分重要，相信也很棘手。”于学军说道。

　　第二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随着经济增长及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变化，尤其是大幅度增加信贷之后，往往也会积累更多风险，下一步需直面考验。于学军表示，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银行的资产质量往往也会下降，新增的不良贷款会使银行承受相应的代价；同时，政策的调整变化也会给经营机构带来能否有效应对的问题。

　　于学军表示：“总的来看，在移动互联网及数字化时代，无论是大型银行业机构，还是中小型经营机构，市场的竞争会更为直接，激烈程度显著提升，不确定性也更难把握。现在不少行长都反映：他们感到经营管理的压力越来越大。”

　　第三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于学军称，人民币国际化的历程已走过20个春秋，总的来看取得不小进步。但未来尤其是十四五期间将进入一个更加复杂、更加敏感的发展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把握好路径、进程、节奏，管理好相关联的风险，任重道远，难度很大。

　　第四是“十四五”期间金融监管也将面临重大挑战。于学军认为，“十四五”期间将有来自两个方面的发展会对金融监管形成持续的挑战。一是传统持牌金融机构，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区块链技术进一步向线上拓展运用，在给金融业服务带来更大便捷性的同时，也与社会上的各种商业活动相互交叉、应用等，使金融监管环境日趋复杂；二是这种科技发展，也极易使各类非持牌机构渗透到金融领域模糊金融业务及其监管的边界，这对金融监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全球的金融监管者给出合理的回答。

　　周诚君：环境和气候变化在中国成为硬约束

　　应予以绿色金融更多激励

　　近期公布的“十四五”规划文本中明确地提出关于新时代新发展的一系列要求，周诚君认为其中有两点值得大家格外关注、分析和研究，一个是高质量发展，一个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且这两点之间存在很多内在联系。

　　“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需要转移和淘汰一些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或者不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行业、产业和企业。另一方面，要按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去实现这些行业、产业和企业的转移，以及供应链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价值链的跃迁。”周诚君表示。具体而言，周诚君详述了三个方面。

　　第一，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在新一轮的调整过程中应该仍然着眼于全球，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链跃迁。周诚君指出，目前，我国正面临新一轮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调整，而此刻内外部环境、调整的逻辑以及调整目标都已经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但在这一轮调整转移中，我们首先仍应着眼于全球。

　　“资源只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才符合中国目前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和最大进出口国的利益；而下一步中国更深度地参与全球治理，更大规模、更深层次地对外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等也离不开全球化。”周诚君说道。

　　第二，与过去相比，这一轮调整的一些基本逻辑发生了变化。周诚君表示，过去，主导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的基本因素有全球化、WTO主导的资源配置规则、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等。但是今天来看，这些因素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基本规则不再由WTO完全主导，新的规则，如我们最近加入的RCEP、USMCA美加墨贸易协定、TPP、CPTPP等正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很大程度上替代WTO。

　　第三，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最近，欧元已经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商品和货物贸易领域最大的结算货币，大湾区9个城市对外经济活动中人民币已成为第一大结算货币。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周诚君表示，有两个新的要素出现并成为影响和决定新一轮全球分工的重要因素。一个是数字经济和虚拟经济，另外一个是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

　　金融业应如何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对新一轮供应链调整的可能影响？尤其是如何通过绿色金融更好地支持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调整？周诚君表示，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在中国日益成为一项硬约束，且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绿色金融产品、绿色金融市场、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引领者，基础很好，下一步应当对绿色金融予以更多的激励。

　　“绿色金融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要让它获得更好的可持续发展，一是要加强外部激励约束，比如税收、补贴或者处罚；二是诉诸“科斯定理”，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有效地界定这些产品的产权，让它可交易、可定价，从而实现私人部门可生产。从激励约束的角度讲，我认为监管部门和政府在税收、补贴等方面还大有可为。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强调和呼吁一下，探索适当降低金融机构绿色资产的风险权重，特别是针对银行发放的绿色信贷。”周诚君表示。

　　事实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金融资产都要按照一定的风险权重去计算其所需的资本金。根据现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商业银行对一般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为100%，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微型和小型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为75%，而对绿色资产没有特殊的资本金管理规定。

　　周诚君认为，如果能够对商业银行发放的绿色信贷给予适当优惠，将绿色信贷的风险权重降低50%，降低其经济资本占用，从而释放更多信贷资源，降低商业银行从事绿色金融业务的成本、提高其回报率，可能会对金融机构发放绿色贷款形成更强的正向激励。

　　“我们做过测算，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全国银行机构绿色贷款余额约为11.55万亿。按照现在10.5%的平均资本金的要求，如果将绿色信贷风险权重降低至50%，可以释放6000多亿的资本金。在理想情况下，如果释放出的资本金全部用于绿色信贷投放，理论上绿色贷款规模可能放大一倍至23万亿，这是相当可观的。再进一步讲，如果激励对象扩大至银行表内持有的绿色债券等产品，在计提相应风险准备时也给予相应优惠，激励作用将更加显著。” 周诚君称。

　　周诚君指出，降低绿色信贷的风险权重也有较强的可行性。一是银行机构的绿色贷款质量比较高；二是我国在绿色金融方面有良好社会共识；三是我国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标准清晰，不容易混淆，不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四是已有良好的统计基础。

　　综合来看，周诚君认为，降低绿色贷款等的风险权重在我国有较好的基础，即使这在国际上开创先河，尚无成功经验，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认识，我国也可以先行尝试。周诚君建议，为了控制风险，一是可以考虑在6个国家级绿色金改试验区先进行小范围的试验；二是可以考虑缩小业务范围，先针对某些特定领域的、指向性很清晰的行业，如风电、光伏领域，对于这些行业的绿色贷款及其它绿色金融资产的风险权重给予适当降低，比如降低50%，从而更好地激励银行投放。

责任编辑：张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