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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的税收增加和支出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了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和降低债务水平导致税率上升。西德在合并前财政是盈余的，1981年，西德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3.7%，到1989年，预算基本实现平衡并略有盈余，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不到40%。鉴于良好的财政状况，政府分三阶段(1986年、1988年和1990年)实施了500亿马克的减少收入税计划，其中，从1990年1月开始的第三阶段减税计划预计减税250亿马克。
但是柏林墙的突然倒塌和两德的统一，打乱了西德的减税计划，给德国的公共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前中国驻欧盟大使祝宝良说：“西德社会保障体系引入东德使政府财政负担剧增。”
统一不久，西德的社会保障体系被引入东德，由于东德的工资上升幅度明显高于其劳动生产率，导致企业倒闭，首先大量工人失业，失业工人的增加使社会保障基金和政府财政负担剧增。其次，公共债务负担增加。东西德马克按1：1兑换，东德政府债务大幅增加，到1995年，前东德政府的公共债务达到1026亿马克，住宅管理部门的债务为290亿马克。
为加快企业的私有化进程，政府加大了对企业私有化的补贴，到1995年，负责企业改革的企业托管局负债2100亿马克。所有的这些债务都被纳入德国的公共债务当中，使德国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40%突然上升到1995年的60%以上，突破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各成员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60%的限制。第三，实施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用于东德基础设施建设。自1991年以来，每年对东德的净转移支付约在1100亿乣1500亿马克，相当于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同时，为鼓励东德的住房达到西德的标准，对东德的住房建设实行减税，减少了财政收入。为解决统一后的财政负担问题，政府不得不放弃了从1990年1月份开始的第三阶段减税计划，而从1991年开始，通过推出团结税、环境税、能源税和增加社会保障贡献等措施增加税收，使德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42.3%上升到1999年的47.7%，德国随之成为欧盟成员国中税收比重最大的国家之一，财政赤字也居高不下。
左大培分析：德国福利是由政府机构来管理负责的，被称为“准财政”，属于不是财政的财政，因为它的收入不是税收，支出不是政府支出。它的收入是公民的费税，它的支出是公民的失业保险金与救济金。当时东德的企业在几年里倒闭得非常多，工人收入低，缴纳的税也低。然而一旦失业，他们所得到的比他们所缴纳的多。对于“准财政”而言，收得少，付出多，这就造成了西德政府的转移支付。把西德收到的钱转移到东德发放。初期有盈余，因此可以支付。后期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包袱。由于德国的法律非常健全，因此只能以加大税收的方式来填补这部分差额。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通过增加税收实行财政扩张，在初期可以刺激需求从而带动经济增长，但在对经济的推动效应消失后，增税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高税收减少了企业的预期利润，挤出了私人投资；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失业人员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估计，德国的税收增加和对东德的转移支付在1994年前拉动了德国的经济增长，但从1994年起，对德国的经济增长开始产生负面影响，使德国经济每年减少至少0.3个百分点。
此外在“输血”方向上的考虑不周也是造成“统一后遗症”的一个重要原因。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向东德地区提供了“输血式”的财政援助，但在财政援助中，直接用于经济重建和改善基础设施的资金只分别占18%和13%，这为以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乏力埋下了隐患。东部地区在经济基础上一直就有 “造血”能力不强这一弱点，大量来自西部的援助并没有充分地投入到能够连续创造就业的行业，比如服务业、加工业等，而是投入到了对经济拉动效果更为明显的建筑业，统一初期东部的基础设施、商用和民用住房建设迅速增长，拉动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使东部地区的增长率高于西部。但随着东部地区经济重建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居民住房工程的结束，东部地区的建筑业随之出现萎缩，进而引起了经济的不景气。
1990年代后，西德移民潮基本停止，住宅需求下降；同时，受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各成员国财政预算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3%的限制，政府减少了对低成本住房建设的补贴，公共投资减少，西德地区建筑业萎靡不振。德国建筑业从统一之后的短期繁荣中进入自动调整过剩供给能力的时期。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估计，1996年以来，建筑业的萎缩使德国经济每年减少0.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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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统一15年 融合旅程刚开始
2010议程：没有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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