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顾国爱 摄）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导报》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于2015年7月4日在北京举行。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出席并演讲。

　　张燕生预测道，从现在开始到2025年之间的未来十年，中美、中欧、中日、中俄、中印都可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燕生：首先强是非常感谢，感谢本次论坛的邀请，感谢有这么多的朋友们，我想我们把最近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在这里向大家做一个介绍。第一个问题我想谈一下环境，也就是说中国搞“一带一路”，我们的国际国内环境，究竟有哪些变化。

　　第一个变化讲一下外部环境，也就是三中全会的一句话，叫做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这就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全球化发生了哪些变化。还有一句话就要适应这个新形势，就要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那么开放经济的新体制，又应该是怎么样去构建，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全球化的新形势，首先，什么是全球化？我是把经济全球化总结概括为三个驱动，就是全球化是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是创新驱动。中国人怎么样看全球化呢？也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全球化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为什么讲是机遇期？因为世界史，经济史告诉我们凡是经济全球化时期，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凡是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是一个快车道，谁搭上这个快车道谁就快速的崛起。这是第一句话。

　　我们说历史上的全球化，比如说第一次是1870-1913，谁搭上了呢？美国和德国。还有一句话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高频率的发生的时期。我们说经济全球化有哪些新形势呢，我在片子上列了，说TPP，TTIP，BAT，ITA等等，总的来讲就是一句话，危机后美国推动了全球新一轮经济发展的规则的变局，这个变局对我们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这里写了三个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是变局以后全球化很可能四分五裂。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TPP，TTIP，实际上把世界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区域，就是参与则能享受开放，不参与则可能会被边缘化。因此朋友们就讲说中国从全球化得到最大的红利，全球化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中国还能获利吗？

　　第二个就是区域化的发展很可能带来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的陷阱。我们知道陷阱是什么呢？标准越高，能够实现的就越少，所以实现的者越少，就意味着高标准将把相当一部分的经济体排斥在外。所以高标准的FTA的陷阱就是发展中国家很希望容易被边缘化。

　　中国现在提出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的网络。中国的高标准和当前美国推动的高标准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看看最近签订的中韩自贸区协定，我们看看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自贸区的协定，我我们可以看到TTP和中韩、中澳自贸区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中韩自贸区货物贸易90%以上达到零关税，过渡期是20年。中韩自贸协定是用20年来示意高标准，但是我们知道TPP是会过期的。另外我们看看中韩和中澳自贸区协定，韩国说中国汽车市场的开放对韩国是一个大冲击，因为他希望不列入开放的议题，因为从中国出口的，在中国生产的奔驰、宝马[微博]、奥迪一旦开放了就会对韩国形成重要影响，中国说，好，这是你的核心利益，敏感领域，那这个问题就不列入开放。

　　包括像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可以看到在服务业开放方面，澳大利亚是采取了负面清单管理的，中国是采取正面清单管理的。因此可以看到我们的区域化和TPP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也就是TPP，TTIP有很强的排他性，而中国有很强的包容性。

　　中国怎么办？怎么适应变革，一个方面克强总理强我们对TTP持开放态度，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实际上推动了“一带一路”，推动了亚太自贸区，推动了中国自由贸易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把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变局看作是倒逼改革的压力。而且中国提出来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议是包括TTP，包括RCEP，也就是说中国提出来的建议是一个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建议。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的环境发生大的变化，为什么“一带一路”。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国内的经济正在发生一个大变化，去年中国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超过美国，斯蒂格里斯讲2015年是世界中国世纪的元年，我们说可能会面对三种有可能的选择，一个是成功实现弯道超车，另外一个是可能出现弯道减速，还有可能出现弯道翻车，像日本那样，20年的停滞，要想实现弯道超车我们就要全面改革。这个地方我们想至少要发生三个变化，从过去35年靠汗水驱动的增长，转变到未来35年，靠智慧驱动的增长。另外是转变成包容性的增长，基尼系数下降，居民城乡老百姓的收入差距要持续下降。

　　第三个是新常态从高碳发展转向低碳和绿色的发展，也就是说过去35年我们的发展模式很难支撑新35年的发展，这个方面角度来讲我们有一个很强的意识我们回到了1979年，回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回到一个过去。

　　这有一个变化呢？我们会发现过去35年我们熟悉的东西恐怕都要消失，未来35年，我们不熟悉的东西可能都会出现。因此再年轻的朋友们，如果说不能适应变化，你就OUT了。年纪再大的人，像我这样的人，我们要想适应新变化，我们可能还能够继续下去。是吧？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从外经贸的角度来讲，第一个变化就是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驱动的外向型模式OUT了。新35年我们要专项开放型，什么是开放型？我们将更加重视进口，我们将更加重视走出去，我们的汇率，我们利率，我们的价格，我们的货币和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价格信号将更加专项中性。

　　第二个我们会发现我们过去的熟悉的，从1993年以来的双顺差的格局正在走向基本平衡。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加工贸易顺差在大幅度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顺差主要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主要是工序分工，工序分工我们前35年是潜入到跨国分工的分工体系。现在我们说加工贸易的出口已经从55下降到了34，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工序分工为主，嵌入式为主的出口结构正在退出。而以我们国内企业为主的一般贸易，到现在靠竞争力为主的一般贸易，我们仍然是逆差。也就是说我们靠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还没有办法赢得顺差。

　　那么这样以来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发现我们加工贸易的顺差在下降，我们一般贸易的逆差在上升，服务贸易的逆差在上升，我们服务和金融资本贸易的逆差在上升，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国际收支的状况从我们非常熟悉的双顺差转向平衡，甚至是可能出现逆差。去年第四季度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逆差将近一千亿美金。这是新常态还是旧常态呢？那绝对是新常态。

　　我们整个亚洲，东亚，在2015年都成为资本进输出的地区，中国是一个趋势变化的主导。那么还有一个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开始了过去35年的GDP主导转向了新35年的GNP主导，我们的原产地开始多样化，我的手机是华为的，我没有用过苹果，我也没有用过三星[微博]。华为的手机开始从中国制造的华为开始变成非洲制造的华为，东亚制造的华为和南亚制造的华为，中国的出口开始变成了全世界的出口，是吧？是原产地的多元化，资本输出带动了我们商品输出的多元化，境外人民币需求结构的多元化，将会使中国真正的开始一个GDP持续扩大的阶段。境外的要素收益将越来越多的成为我们下一步财富的来源，福利的来源。

　　所以说我就讲了三句很绝对的话，所谓绝对的话就是，要想经得起困难，第一代工的黄金时代结束了，过去35年的代工，甚至说绝对一定，包括服务代工、制造代工和研发的代工，它的黄金时期统统过去了，我们很难想象中国要想成为制造强国通过一个工序，一个技术来带动成为全球的强国是不可能的，所以习主席讲下一步要自尊、自信、自立。我们突然发现过去给我们带来的代工要退出了，我们说战略上和整体上，局部一定会存在，我们说这个经济上一定会存在代工，但是战略上退出了。

　　第三个方面我们低端参与竞争的国际黄金时代退出了，我跟企业家讲过去35年能用便宜的材料不用贵的，能用便宜的人才我们不用贵的，能用便宜的零部件，我们不用贵的，这个时代结束了。我们迈向中高端的就是能用贵的，我一定不用便宜的，能做好的我一定不做低品质的，否则的话不可能有未来。

　　第三句简单的话来讲我们叫做简单模仿、仿制和抄袭的黄金时代过去的，也就是说我们经济学家讲，尤其是我们在座的经济学家都在讲的，过去35年谁创新谁死，新常态这句话变了，叫做谁不创新谁死。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是加工贸易已经从55降到34，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说现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说哪一种产品的增长更强劲呢？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说机电，还是高新，是传统密集型的产品的出口更强劲，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我们说受打击最早，调整最早，现在见效最早。

　　我们就问自己机电会不会成为第二拨呢，高新是不是成为第三拨呢？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实际上正在发生了变化，另外一个方面，贸易作为我们发展的引擎，这个时代是不是结束了。对吧？今年的GDP能够达到7%，外贸呢？能不能达到6%，很困难。一个去全球化时代在世界史上都是贸易去引擎化的时代。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适应这个变局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发现中国的老百姓正在从过去的35年的价格的追求者开始变成了价值的追求者。老百姓过去像我们这一代人是买便宜的，现在我们在座的80后，90后，00后，是要买好的，是吧？那么要买好的这种消费者，2020年要增加多少呢？可能是要增加3-4亿人。2020年前我们增加要买好东西的价值追求者的消费者增加的人数比美国的国民人数都要多，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企业现在做好准备生产好东西了吗？有更好的人才，更好的管理，更好的技术，更好的原材料，我们企业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现在出现一个现象，中国人在买世界。包括到日本买电饭煲，买马桶盖，其实这是中国人的消费升级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出现需求结构变化诱导我们创新，诱导我们的供给，诱导我们的新35年和旧35年所产生的质的变化。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发现新常态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那么“一带一路”首先讲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是吧？这个地方讲了邓小平30多年前讲的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中国的开放是三个方面，过去35年中国的开放重点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未来35年呢？那么我们可能会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是吧？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开始了，第二次上山下乡开始了，在座的80后，90后，00后，想上山下乡吗？到亚非拉去，对吗？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第二个是邓小平过去30多年前讲的两个大局的思路，现在过去35年重点是东部沿海，未来35年有可能是中西部，是吧？那么我们的西部地区，像云南是作为丝绸之路南翼的桥头堡，宁夏是作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对阿拉伯地区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说广西是对东南亚的门户，新疆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这些地方都是中国比较落后的地区。是吧？

　　当他们进入到开放的前沿的时候，他们没有足够的走出去的实力，能力建设、体制高低、离岸体系的建设成为中国西部，新一轮开放的最重要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讲一带一路，西部开发一定是举全国之力。

　　第三个是邓小平30多年前就讲说开放是由两个内容，对外叫做开放，对内叫做改革。因此我们讲开放的时候，我们讲的是高水平开放的本质，是要推动高标准的改革和高质量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改革和发展所发生的性质上的改变。是吧？所以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一带一路”在30多年前邓小平讲的三句话中可以看到。

　　因此我们会设计我们的“一带一路”，首先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一带一路”的理念是什么？我们把它总结为三个主题词，第一个主题词是发展，对吧？它要为发展中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创造一个好的格局，和创造一个好的秩序。

　　第二个主题词是包容，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不同的阶段，大家要包容、合而不同。

　　第三个主题词是共享，也就是说发展，我们要共享他的机会和成果。

　　因此中国提出了我们“一带一路”要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那么这个地方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做到政策沟通呢？政策沟通首先涉及到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欧洲、日本这些大国之间的政策沟通。我们说亚投行，实际上是“一带一路”，表面上看是资金融通的一个组织，实际上是一个政策沟通的场所。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真正的能够开绿灯。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包括设施的联通，我这里讲了你要搞交通的基础设施，能源的基础设施，通讯的基础设施，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同当地的媒体、社区、非政府组织、青年人打交道。我们中国人讲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吧？也就是说你要想在“一带一路”65个国家，44亿人口，21万亿美金的GDP，你要想站得住脚，凭什么，难道仅仅是送钱就够了吗？不够的，要得民心，你不进村，不上山下乡，如何赢得民心，是吧？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对中国新35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就是你能不能在亚非拉站得住脚，包括你的经济，包括你的文化，也包括了你的软实力。

　　如果亚非拉占不住脚你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美日欧正面市场上的竞争，也不可能赢得未来的辽海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新35年对中国的考验实际上是非常严峻的。

　　因此自贸区，中国就讲了三句话，一句叫做立足周边，一句叫做辐射“一带一路”，一句叫做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的网络。也就是说中国开始在全球建立起一个更加开放的区域化的安排。是吧？

　　我最后一句话是我自己的预测，2025年未来的十年，中美、中欧、中日、中俄、中印都可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第一个条款是什么，签订以后90%的货物贸易零关税，过渡期结束以后，澳大利亚承诺对中国百分之百的货物贸易零关税。是吧？

　　如果说百分之百的货物贸易零关税像我们北京到天津，是吧？而且澳大利亚承诺对中国的服务贸易的准入实行负面清单，就是说明确列出哪些是安全，哪些是敏感，哪些是战略，除此以外对中国是法无禁止皆可为，空前开放。这个角度如果说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和日本，中国和印度都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一带一路”走起来会变得更加的通畅，我们过去三年和美国的学者研究了六轮关于中美BIT，BITT等，我们后来委托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做研究，美国也委托了一家研究所做研究。后来他们的前所长去我们这里汇报的时候，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中美搞自由贸易协定合作给美国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净增加和给中国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净增加一样多，我说太好了，你告诉我们双方，双方合作得到一样多的利益，对抗我们双方得到一样多的损失。

　　后来最后的发表的报告修正，报告上说中国人会从中美合作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我们都知道，如果调一调结构就会发生变化。第三个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促进产能合作，也就是说我们确实觉得现在中国的产能利用率是比较偏低的，我们看看2013年我们的电解铝是73.5%，我们的造船是65.7%，我们的水泥是75.7%，也就是说我们说75%以下是严重的过剩，我们相当一部分的产品都是严重的过剩。是吧？那么我们看看美国的产能利用率，一再看看欧洲的产能利用率可以发现美国在2000-2012年美国是最低是67.2%，欧洲是69.5%，我们会发现美国的产能利用率最低值比我们中国的今天的产能利用率还要严重。是吧？欧美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样解决呢？用危机来解决。中国呢？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朋友说，我们现在越来越接近一场危机，接近一场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危机，怎么办？

　　因此我们会发现中国开始把自己的十二个行业的产能像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讯、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海洋工程，十二个行业的产能开始“一带一路”进行全球配制。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十五的时候，中国鼓励走出去在境外搞加工贸易，在国外拿能源资源，十一五推动我们推动原产地的多元化，到国外搞基础设施，第二五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推动国际营销网络平台的建设和重视当地的民生和社会责任。我们说十三五用资本输出的方式带动中国的全球贸易，全球的投资，全球的生产的布局将是一个新变化。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也就是说中国的扩大内需和对外投资将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新增就业将达到七百万的新增就业岗位，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说亚投行会有57个国家积极的加入。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新35年我们可以看到开始搞中国制造2025。第一步用十年，也就是2025中国的要进入世界制造强国的行列。再用十年，2035进入制造强国的中等水平，然后再用后续的时间到2049，中国要进入制造的前沿。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新35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那个时代，我们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是吧？但是毛泽东时代我们始终解决不了的问题是怎么样能够解决我们的效率，社会主义有效率，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最后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没有解决，邓小平时代解决了，就是搞了市场经济，是吧？因此中国经济经过了35年以后有了今天。

　　我们说新35年，也就是说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新的要建立起一个制造强国所需要的这种独立的制造体系。是吧？那么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说我是当过产业工人的，我当过一级工，二级工，三级工，我的师傅是八级工，我当工人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前，我们企业里面有高品质的职业中专和大学，改革开放以后都没有了，只有农民工。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用工序分工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制造体系，我们是有低成本的。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现在又开始迫切的需要技工，是吧？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地方调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需要职业教育的中专，职业教育的大专，职业教育的本科，职业教育的硕士和博士，什么概念？中国要走向制造的强国，我们突然发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资资本和这种会发现是新35年的新常态，这是过去35年所没有的。

　　最后结束，我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下一步中国要走向新常态必须是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的这一坚实基础，没有实体就没有未来。第二句话是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支点，要成为大国，如果不能够转变就没有未来。第三个是要牢牢把握“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巨大商机，中国开始从中国视野转向全球视野，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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