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5年中期)”于6月20日在北京召开。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新浪财经 魏钦涛/摄）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5年中期)”于6月20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在演讲中称，以传统的眼光看，目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不够积极，但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当今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面临的困局。新常态是结构性因素和同期因素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仅仅是稳增长，还包括调结构。

　　以下是高培勇演讲全文：

　　高培勇：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我觉得王秘书长是从多个层次对当前的经济做了分析，让我们感觉真的是十分地复杂，看今天这个主题，低迷与繁荣、萧条与泡沫同时并存。这实际上也是让我看到今天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的确是我们在上学或教书的时候使用的课本上所找不到的解释。

　　这一段我也在考虑，该怎么来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觉得有很多的问题的确是从教科书上找不到的，从我们以往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当中得不到答案的。不仅是客观的形势的分析和判断，而且包括这一年以来中央政策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部署以及它的实效当中都很难理出个头绪。

　　该怎么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现在特别提倡智库的研究，而智库的研究和我们一般的学术研究有很多不同之处，我们说智库研究并不等同于硬性研究，它是一个产业，有着独特的运行规律的、运行机制的一个特殊产业，要强调特别接地气，特别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当然这其中要有专业化的知识背景。

　　我总的感觉是当前的经济实践的确是正在向我们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分析工具提出严峻的挑战，有这样几个体会，我想和大家一起做分享。

　　一个体会当前的经济问题要做系统性的分析，而不是就某一个问题做局部的分析，比如说新常态一词，我们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是用新常态一词来高度概括的，但新常态一词并非仅仅是对形势变化的一种客观描述。其实一鸣秘书长讲了很多东西，他还讲到了经济理念的变化，对形势判断的变化，以及宏观经济布局的变化，所以我说这个体会新常态并非仅仅告诉我们经济形势变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了，或放缓，并非仅仅是这样。与此同时它至少告诉我们有另外三层意思，比如说对形势的判断就发生变化了，我们现在已经能够认同，对当前的经济问题要至少区分两个方面的因素来加以分解，一个是周期性的因素，一个是结构性的因素。在我们这个报告当中用的是周期性的力量和趋势性的力量，你必须从两个角度来回答问题、来分析问题，这是一个给我们的传递的信息。

　　第二个紧接着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中央政策或决策层，经济工作的思路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对就业问题怎么判断？对速度问题怎么判断，再接下来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布局的一个变化。我们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的确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当你从形势变化，对形势的判断变化，经济工作理念的变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布局的变化，这四个方面来分析当前的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说要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视野和分析方法，这恐怕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本着这样的方法和理念，你分析问题的时候，比如说经济问题、经济矛盾，首先我们要问的是结构性问题还是周期性问题？如果是结构性问题，那显然我们都知道那是必须承受的一种代价，经济转轨过程当中，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当中必须经历的一种阵痛，这个你是可以做到的。如果说是周期性问题，那显然我们可以是有所作为的，传统的经济学实际上也告诉我们该如何去做，比如说实行刺激的政策，当你看到说采用刺激性的政策去应对当前的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不像以往那样奏效，甚至在某些方面无效，恐怕就不仅仅是周期性的力量在起作用了。它一定是结构性的力量，或我们报告当中所说的趋势性的力量作用的强度大于周期性的力量。还比如宏观经济政策布局，我们今天的宏观经济布局和以往的宏观经济布局是不大一样的，回想一下以前的政策就是单一的就是稳增长，我们可以动用几乎全部的宏观政策资源去围剿经济下滑，所以我说那是一场歼灭战，它就可以在短期之内能够见效。

　　但是再走到今天来，我们看到不是这个样子，今天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除了稳增长之外，至少可以列出若干句话，调结构是目标，保就业是目标，防风险是目标，类似的目标还有很多很多。所以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你会发现传统的那样，也就是几年前我们操纵的宏观经济政策跟现在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面对当前的经济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做矛盾和问题的分析，还是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一个重要的启示是要有个系统的分析的视野，而不能从一个角度一竿子插到底，想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我想至少这四个层面都是要注意的，这是一个启示。

　　另外一个启示呢，也算是老声常谈，其实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三中全会的文件当中都反复提的一句话，叫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和机制，我不知道这个表述是不是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讲的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机制真的是要创新了。我创新显然不行，比如刚才一鸣秘书长提到的是对财政政策怎么判断，大家普遍的感觉说不够积极，我想不仅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其实也是如此。这一段时间以来，你从舆论上，从各方面的反馈上，哪一个人说货币政策足够积极了？也没有，两大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为什么在当今的经济背景条件下，被普遍地认定为不够积极？意思是说你本来还有足够的空间，你为什么不把足够的空间用足用好？那么我就说参照系在哪儿？当你认为它不够积极的时候，你使用参照系一定是传统的一种参照系，认为它过去能够发挥效应的事情它没发挥出来，能够采取的措施今天没有采用，我想参照系不一定是新常态的。可能是旧常态的，或者说是在旧常态和新常态之间的一种参照系，是不是这样？我别的方面不知道，我讲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即使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天，因为业务方面联系比较多，一直在承受受托解释财政政策够积极了，怎么去解释？你得去论证它的情形。

　　我说大家起码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当今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面临的困局。一个就是说今天的宏观经济政策所担负的功能和它的职能跟以往不一样了，以往我们说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反周期的，东风来了刮西风，西风来了刮东风，是一种对冲的力量，熨平经济周期，今天新常态是趋势性力量和周期性力量两个力量交互的时候，是结构性因素和同期因素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你的宏观经济政策所对冲的东西是什么？不仅仅是周期性的东西，一定还有结构性的东西。就是说它要反周期和调结构，这两个功能同时给担负起来，到这个时候你要求财政政策、要求货币政策，你就会发现他得把他有限的资源的力量分散到两条战线上去作战，我们很明白一天24小时可以做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你说这一天24小时要做两件事情，科研和行政同时要兼顾的时候，虽然不是各占50%的力量分配，但是你确确实实要分解你的精力、分散你的精力这是必然的，这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一点。再有目标，我们刚才提到是一个多元化的目标，如果我们当前就解决一个稳增长的问题，我相信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可以把几乎全部的资源动员出来，去实现稳增长这一个目标，但是不是。你得同时面对各方面的目标，比如说防风险，金融领域我们说防止发生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财政政策上地方性的风险我说是足够大的。讲地方债，按照审计署2013年6月30号发布的通知，是多少呢？大概11万亿多一点，11万亿的地方债，我们还不适用财政部甄别的数字，那得有多大的置换债去加以置换呢？不仅仅是置换债，今年到期的地方债是两亿多，2.6万亿左右，就是这么个数字。跳出这样的置换债就是借新债还旧债，这是不得已采取的办法，付息呢？我们说十万亿这样的利息，当年2008到2010年发地方债的时候，那个时候利率有多高啊？往低处说得有6%，十万亿的地方债一年的付息至少得有六千亿，六千亿一定要列入到地方财政的支出当中去，否则也通过地方债置换的话，那就叫滚雪球式的恶性增长，不行。

　　刚才也说到了土地出让进的问题，地方财政收入的下降问题，特别是区域性地方财政收入的塌陷问题，不是下行的问题，而是负增长，这样的风险该如何去做呢？所以我说这个宏观调控方式的调整和变化必须考虑到新的因素，不能说拿过去的眼光去要求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这样一种配置，所以怎么办？周期性的因素和结构性的力量同时要考虑。多元的经济政策目标一定要同时兼顾，这是我们下一步要讨论的问题。

　　第三个启示，不管是系统性分析还是创新宏观调控方式，都要有一个改革的思维，从改革当中去找出路，不改革肯定是不行的，这个改革目前我们说的要真改，不是说说说改革就过去了。当前所要注意的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要有总体规划，有顶层设计，毫无疑问都有。但是在相当多的领域还没有能从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深入到具体到的具体的规则和标准。而在现实当中真正起支配作用的，真正在体制机制的层面起支配作用的不是顶层设计、不是没有总体规划，而是具体的路子。我们说中国处长当政，什么叫做处长当政呢？你得把它转化为具体实施条例的时候，这个规划才能发挥作用，如果仅仅有大的目标、大的规划，而具体办事人看的还是老的制度规定的话，很难执行，这是一条。第二个，我们说得形成上下的联动，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都是中央所做的，站在宏观经济全局上加以部署，但是如何把它能够真正地接上地气，落到实处，这需要基层，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基层部门上下的呼应，当然在取得相当共识的基础上，才能实施，我们不能仅仅说是懒政和不作为，得要探讨背后的原因，这里头就有一系列需要我们深刻考虑的。

　　总体上说，我的意思是说面对当前颇为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矛盾，我们得转换一下思维方式和研究的方法，一定用新常态条件下的理念和分析工具来提出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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