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于2015年5月8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5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于2015年5月8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迎秋：谢谢综合开发研究院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隆重的研讨会，中国智库论坛，也非常高兴在今天的会上看到很多老前辈、老领导、老师和朋友。刚才听了几位的发言，我觉得讨论得非常好，一个是关于规划问题，我们这节讨论中长期发展问题，我想讲两个要点。

　　第一，发表一点评论。中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到底会是多少。刚才祝宝良专门做了分析，我们国内在这个问题上讨论得也比较多，我看了一下，大概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认为中国在前30年的将近两位数的增长和加入WTO[微博]以后10年的两位以上的增长，到2012、2013年以后进入了转型期、转轨期、调整期的“三期叠加”，经济增长率他们估计应该是6.5%左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在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中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但是潜在增长率并没有降得那么低。刚才祝宝良同志在讲预测时说到2020年潜在增长率是6.5%左右。

　　我理解的是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那么没有低，大概有几个主要因素在支撑：第一个因素是红利。人口红利、人才红利、人力资本红利。总之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太一样，一个是人口本身不一样，第二个是总量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当年库兹涅茨分析关于人均收入多少、产业结构怎么样、收入差距怎么样，有那么一个定律，实际上在中国都不是一个现实，这是关于人口的问题。

　　第二个因素是收入差距，我们人口的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把人口差距降得很小，或者应该尽量颁布政策把它降得更低一点，目前实际上还没有到来。

　　第三个因素是地区收入差距，这在中国也是客观存在的，这两个差距我理解是这样的，收入差距是增长的空间，逻辑上就是低的收入要赶上高的收入，追赶的过程是有内在动力和外在形式的。

　　第四个因素是技术进步。虽然我们是后发国家，可以学，但是我们自己在创造，也同时在发生，技术是时代的东西，是历史时代的产物，这个东西正在发生，它也对中国产生巨大的支撑作用。

　　第五个因素是体制。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未完成，行政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等等更没有完成，而且体制中是有红利的。至于这个红利怎么表现，怎么释放，远远需要释放，它也会支撑增长。

　　第六个因素是国际经济。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刚才李扬院长专门分析了自由贸易的问题，发达国家举起了不自由贸易的那一面旗帜，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高高举起了自由贸易的旗帜，这是国际市场结构的变化，也是会支撑中国的增长。所以我觉得潜在增长可能不会从原来的百分之九点多一下子降到六点多，可能会下一个台阶，但是台阶不会那么大。

　　我们现在的问题要区分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实际增长率是什么？是客观存在的因素与主观调节的结果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我们对潜在增长率的理解差距较大，如果我们的实际操作又受这个影响，可能的实际增长率比这个潜在增长率低很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在中国前30多年屡屡发生。所以我的基本看法是，首先我们要把潜在增长率可能是多少理解清楚，理解清楚了我们就会抓住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如果不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在认识和政策导向上发生了某种偏差，那么楼继伟说“在中国发生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占50%以上”的这句话就可能不是危言耸听了，这是我想评论的一点。

　　第二点我想强调一个观点。一个基本的概念是要尽早把区域经济专项化提到议事日程。我已经退休了，所以没有主持参与“十三五”规划的研究，但我作为旁观者，我认为在“十三五”乃至于“十四五”，或者从现在起到2020、2025年这十年左右的时间，要把区域经济专业化提到日程上来。

　　我们现在搞了很多经济区，原来搞了很多开发区，所有这些对经济增长有没有支撑作用？有，但是它的支撑作用不足够大，不足够大的原因在于它的专业化程度不够。我们有些专业化的小的经济体，比如在浙江有钮扣之乡、领带之乡等等，包括义乌小商品市场，都带有专业化特征，所以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这个观点的基本理论支撑，我觉得可以有分工和交换的理论。分工是生产力，这是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的时候，专门讲过这个东西，以制针厂为例，18个工人的制针厂，原来的生产力是每天20个针，由于分工18道工序，大概提高生产率是200倍左右，所以分工是生产力。分工的进一步演变就是专业化，专业化会大幅度推动生产力的提高，还有交换，交换是产生效率的。所以我为什么产生市场，是因为市场能够促进交换，交换推动效率的提高，这是它的支撑。

　　解决办法，我想强调几点：第一点，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资源要自由流动。3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就是资源的自由流动，今后再发展30年还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大文章，因为资源的自由流动会产生资源的有效组合，有效的组合会产生新的效率。

　　第二点，要毫不动摇的坚持“三个没有变”，这是这次政治局经济形势分析会的一个提法，叫做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没有变、坚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方针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政策也没有变，也就是十六大以后的“两个毫不动摇”。这在未来的中长期发展中仍然要特别强调，这次的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强调“三个没有变”，对于“十三五”、“十四五”乃至于中国的永远都要特别的给予重视。

　　第三点，好事不能指望一天做完，要坚持分期，根据不同形式，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要求，选择应该做的好事。举个例子，比如取消农业税，是一个好事，但是取消农业税导致的结果农民回流，农民更快的、更多的离开土地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或者说受到了抑制，比如财政搞了各种补贴或者各种基金，然后让企业或者什么人去申请，这也是好事，但不宜过多。多了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通过各种贿赂或者其他提高成本、降低效率的方式来实现。再比如扶贫，我们现在有扶贫的大的规划，但是有很多城市或者县是贫困县、贫困市，但有的是不贫的，助长的东西是反面。再比如炭减排，刚才讲应该达到多少目标，但是过快的追求这个东西恐怕也不符合中国现在的实际，所以好事不能想象一天就做完，这有利于滋生我们刚才说的事情。

　　第四点，对三产业高速增长给予比较高的评价这一点要谨慎。我看了一下资料，刚才接到的统计局的资料，就是三次产业的产出情况、增长情况，我发现三次产业中占的比重比较大的一个是金融，第二个是批发零售，三次产业的增长率占的比重超出了第二产业，但是三次产业真正能够使中国经济或者高成长的经济成长比较好的应该是三次产业中生产性的、技术创新性的服务业，这在中国很少很少。所以三次产业超过了第二产业就大呼其好，我觉得这是不谨慎的。第二产业下降是另外一个问题，但第三产业上升是由于第二产业的成长下降，不管是结构性的还是周期性的，我理解是周期性的。所以，对三次产业要慎重。它的逆命题就是要着力发展三次产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

　　最后一点是突出发挥政府作为市场的补充作用。这方面的事要多做一些，我认为最近在这方面的讨论仍然不够，虽然三中全会明确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政府的更好作用关键在补充，而不在于替代。这个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我们很多事做不好。所有这些事做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地区专业化起来，包括现在的自由贸易区、包括现在的开发区，都逐渐的组合，31省市能不能有突出的产业，每一个地区、每个县能不能考虑，逐渐走向专业化。这样的话中国将来的10年、20年乃至于50年的发展可能与前三十年不一样。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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