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于2015年5月8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5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于2015年5月8日在北京举行。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丁元竹：各位前辈、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下午好，刚才两位专家从经济的方面讲了“十三五”的一些思考，非常有启发。我想谈一下“十三五”时期的社会建设问题，“十三五”时期的社会建设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值得我们去考虑，包括整个“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期和全面建成小康的建成期是一个时间。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重要关系要处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目标、指标的设置，以及一些相关的措施。

　　从“十一五”时期，社会建设被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十二五”时期，我们专门编制了“十二五”时期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把社会建设从基本公共服务这样一个角度来推进，而且提出了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提法，把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制度向全体13亿人民提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提法。

　　但是到了“十三五”时期，我们面临着一些新的变化，除了经济形势的变化，我觉得对社会建设直接产生影响的，一个是“十三五”时期的劳动力供给问题，第二个是“十三五”时期老龄化人口继续增加，劳动力供给对于社会建设，特别是就业政策，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另外老龄化继续增加也会对社会保障体制、体系、制度设计提出新的要求，比如“十二五”时期我们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从09年开始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到2010年的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到2010年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特别是去年推进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改革，“十三五”规划的后期，也就是“十三五”完成时要把整个社会保障体制的制度框架建设起来，这一系列我觉得都对我们在当前考虑“十三五”时期的社会建设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其实我一直在想，改革开放到现在一些初始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包括社会建设的思路可能也要重新去研究。比如从人口结构来看，到去年年底老龄化人口已经占到10%。同期比较来看，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到10%时，人均GDP还不到7000美元，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十三五”时期怎么进进一步完善、改革，确实值得去考虑。

　　针对这样一些变化，有三个问题需要“十三五”时期去研究：一是“十三五”时期社会建设目标和具体措施跟“十二五”比怎么重新界定。“十二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思路在“十三五”时期，特别是在一些边界条件，除了经济条件之外，像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发生变化后我们怎么研究。

　　二是“十二五”时期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些的思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1935年当罗斯福把《社会保障法》应用于美国，经过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约翰逊到70年代，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非常快，福利国家的建设步伐也非常快。但是到了70年代，随着石油危机的出现，里根就大幅度改革美国的社会保障，包括对公共领域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这些值得我们去反思，因为他的边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罗斯福在1935年编制美国社会保障法时美国是42个年轻人养一个老年人，到2014年美国现在是2.24个年轻人养一个老年人，我们现在也差不多3个年轻人养一个老年人，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后，如何改进我们的社会保障，“十三五”要认真的研究这些问题。我觉得有三个关键的任务：一是老龄产业必须发展。但是老龄产业如何成为一个经济的增长点，去年我们专门出台了关于发展老龄服务业的意见，很多人也计算出来，老龄产业的发展可能会带来一千万人的就业，增加8万亿的产值，可是老龄产业，老龄消费是一个纯消费，不是生产性的消费，怎么来推动经济增长，成为经济的增长点，我觉得当前我们做“十三五”规划时要把它研究清楚。

　　二是教育体制要改革，因为全民创新也好、大众创业也好，现有的教育体制怎么能够找到一个跟经济适合的生长点，这个问题要在“十三五”时期有突破性进展。

　　另外，比如新技术的应用，“互联网+”现在已经推动了很多产业的发展，比如出租车行业已经有专车，我也在想可能下一步是出租车行业本身的改革，这个行业本身并不大，全国一共134万辆出租车、260万人在就业，但是它的影响非常大。不过他改革和遇到的问题实际上代表了新技术出现可能会对其他行业带来的问题是一样的，包括法律法规，包括这些人职业的重新选择，新的产业怎么设置，这些都是会带来的问题。

　　“十三五”时期的社会建设，特别是我们把社会建设定位为两个重要领域，一个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一个是社会治理，我希望我们“十三五”时期的社会建设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应该基本定型。“十二五”时期把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定为八大类，我认为八大类足够了，“十三五”时期不宜再扩大。从国际经验来看，加拿大在1929年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就定位为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到现在80多年，基本上没有再扩大范围，因为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均等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这涉及到财政体制、行政体制的一系列改革和转移支付体制，如果公共服务体系过于复杂，公共服务的种类过于复杂，转移支付体制也需要相应的改革，所以力度非常大。因此，把供给体制的改革作为“十三五”时期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我觉得是要认真研究的。

　　还有就是和公共服务体系相配套的人事体制改革，“十一五”、“十二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硬件建设、设施、设备建设方面确实推进非常快，比如医疗，从2009年5月到现在我们投入了四万亿了，但是为什么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老百姓反映比较突出。

　　我觉得，除了体制机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力资源的配置。我们没有把人力资源的配置，特别是人力资源在基层的配置和公共服务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如果看一下国际上发展的历史，从50年代开始，福利国家，包括美国，基本上也经历了一个公共服务体系在基层迅速扩张的时期，我们可以从他的公共人员在基层的配置可以明显看到，所以这个也要去研究。我记得国际地方治理宪章和欧洲地方治理宪章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提法，就是要让在基层工作的人员有一个光明的职业前景，有一个体面的福利和工资待遇。当前，推进街道体制的改革、人事体制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如何在“十三五”时期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编委，编委从来没有参与到这样的规划当中去，能不能考虑编委和这些部门一起来讨论“十三五”时期的人力资源，特别是在社会建设公共领域的配置问题。

　　最后一点，社会建设。“十二五”规划有一个提法，但我们一直没有去做，关于软性的社会建设，“十二五”规划中讲培养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条件下，这样一种心态对于适应这样一个经济建设的新常态特别重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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