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于2015年5月8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5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于2015年5月8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出席并演讲。

　　祝宝良称，“十三五”时期“把GDP定在6.5%以上是比较好的速度”，其分析称，由于中国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达到40—45%，相当于在经济增长中加入了约束条件，如果没有环境约束，GDP增长速度大概7%，把二氧化碳这个约束加进去后，大概每年GDP的增长速度下降0.5左右。

　　以下为演讲实录：

　　祝宝良：各位来宾下午好，非常荣幸参加研究院关于“十三五”规划的讨论。在座的各位都是老前辈，我今天讲“十三五”规划，我们单位主要是做预测，我从“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有多少这个问题谈起，因为最近这个问题争论比较多，学术界的观点也不一样，我们在准备“十三五”规划时承担了国家发改委的一个题目，“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到底是什么，我们把这个结果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十三五”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潜力，讨论这个问题首先离不开国际上的环境、自由贸易谈判，也包括国内进入新常态，以及三期叠加的发展阶段。去年我们在参与总书记报告起草讲到新常态时也是更多把新常态聚焦在了三期叠加的阶段。随着新常态这个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可能把新常态的理论背景讲得更多一点。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从新常态的角度来讲，它对“十三五”期间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是比较大的，主要反映了四个内涵：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档，但又不会换得很多。二是结构要进行调整。三是依靠改革创新。四是中间还有很多风险。

　　我们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对“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力增长做了分析，我们通过一些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做了计量分析，通过资本存量、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三个方面来进行计算，计算完之后我们再把全要素生产率本身的贡献计算出来。大家知道，一个国家潜在的增长能力主要是依赖于资本、劳动力，我们把它叫总量。这个之外的贡献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但是什么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可能看法不一样，我们计算了1978—2003年30多年GDP9.8%的过程中通过一些模型把它计算出来，我们当时看到劳动力的贡献大概是一个百分点，资本的贡献可能在60%，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占了33%左右。

　　进一步分解完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2000年，这个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尽管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发现2000年之前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从劳动力到资本存量，到全要素生产率基本是同步对中国做了非常大的贡献。2000—2008年这个阶段，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微博]之后，我们看到劳动力的贡献在下降，资本的贡献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上升是非常快的，我们当时的理解是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通过对外开放的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非常大的。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尽管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台阶，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2008年以后四万亿等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贡献突出表现为资本的投资，全要素生产率也下来了，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也下来了，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结果，一方面看到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来，同时投资的贡献又大幅度在上升。

　　同时我们也看到，2008、2009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大概降到了平均13.3%，09年以后大概降到了1.9%，全要素生产率比平均水平下降了将近1.2个百分点左右，成为这一轮经济下行很重要的原因。我记得美国的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当时也算过，他们还给领导上书，说08、09年以后中国的要素生产率变负的了，所以中国的经济很可能要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全要素生产率是负的，人口已经基本上不增长了，是零左右了，经济增长只有靠投资来拉动，投资由于劳动力，我们说老龄化，加上劳动力储蓄率在下降、投资增长速度在下降，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低到零左右这么一个结论了，中国真的就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当时有一个批示让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回答这个问题，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但是没有下降到零或者接近负的程度。全要素生产率3.3%到底是什么贡献的，我们分解为五个因素：第一个是劳动力的转移，农民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也可以认为是中国在城镇化的过程。第二个是对外开放的溢出效应，我们是把利用外资和外贸结合起来的。在02年—08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微博]以后是最大的。然后是逐步下降。然后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贡献度每年都在上升。还有一个是研发投入，科技进步的影响，最后是其他因素。

　　下面解释一下，为什么09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就从平均3.3%和02、08年4.2%的区间内一下子就降到1.9%，是什么原因把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下来了。后来又一个很重要的解释，从劳动力转移对外开放溢出效应在下降，但下降并不大，但是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的贡献还在上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他因素，其他因素导致我们当时的解释主要是三个因素：一个是管理水平，二是是工业企业的规模效应。这块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规模效应也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上。所以我们当时就把其他的因素里面负的1.24，如果不是负的1.24，我们现在的潜在增长率还应该在8—9%之间，而不是现在的只有到7%。

　　为什么其他要素下降非常快，我们的解释是中国08年以后产能严重过剩，整个工业企业没有什么规模效应，把全要素生产率大概拉下来1个百分点。所以，核心问题是解决现在产能严重过剩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到底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这就是最近经济学家在争论的问题。我自己的看法认为，结构性的问题明显大于周期性问题，而解释结构性问题核心就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就是去年我们在写总书记报告时用九个特征概括新常态里面很多结构性变化可能是带有规律性的，而不是周期性问题，比如需求结构的变化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比如产业结构本身的产能已经过剩了。我们把这个问题理解成08年以后这一轮下行核心问题是由于很多结构性问题导致了产能绝对过剩，而这些产能如果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包括潜在增长力也很难提高。

　　怎么看未来“十三五”的潜在增长能力，资本存量、劳动力贡献我们进行了计算，我们算下来的结果是“十三五”把GDP定在6.5%以上是比较好的速度，开始我理解基本接受这个观点。最近讨论的结果，大家觉得6.5%是不是就能够保障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

　　还有一个结论，影响中国潜在增长能力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环境问题，如果没有环境问题，我们中国的潜在增长力可能还有7%左右，同时我们也说到2020年中国承诺的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达到40—45%，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把环境作为一个容量，作为一个生产要素放在我们的模型中算了一下，我们得出来一个结论，如果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降到45%，相当于环境在模型里面加了一个约束，如果没有环境约束，GDP增长速度大概7%，加一个环境约束，把二氧化碳这个约束加进去之后，大概每年GDP的增长速度下降0.5左右。这个结果我们给发改委报告时，一些搞环境的，搞气候的也曾提出来反对意见，认为把环境加进去以后不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有可能发展低碳经济以后经济发展速度还会上来，但我个人认为计算环境问题的时候，确实有机会成本的问题，要把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40—45%，相应的环境容量是要去治理的，治理的成本我们认为还是有每年下降0.5的概念，这是我们讲的中国潜在的增长能力可能下降。

　　这里面我们还是加了全要素生产率，基本在3%左右，基本接近过去30多年平均3.3%的水平。但是我们现在争论一个问题，如果我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一些体制问题能够更好的解决，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会不会回到2000年或者2008年达到4%的水平上去，也就是说潜在的生产能力能不能从现在的6.5—7%接近8%，能不能达到。我们还有一个计算办法，全要素生产率，刚才讲的这些因素，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外贸的溢出效应的问题，研发投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其他的一些管理水平的改善问题等等，和投资是什么关系，至少研发投入和劳动力的教育投入跟投资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如果投资增长速度相应下来，这块的贡献增长速度会慢一点，所以我们也认为要达到4%的水平可能还是有难度的。所以在编制“十二五”规划时建议，一直到现在因为考虑到环境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安排在6.5%左右作为一个发展目标是比较可行的。

　　同时，如果要进一步提高增长潜力，我们还是觉得在六个方面要解决一些问题：一是要全面深化改革；二是把人才红利一定要开发出来；三是研发科技投入；四是包容性发展；五是如何加强对外开放；六是发展低碳经济。我们提出来在这六个方面做深化分析。

　　刚才李扬院长特别讲到了自贸区深化对外开放、发挥后发优势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路，这也契合我们当时做的情况。对外开放这一块，考虑到我们现在的潜在增长能力，实际也考虑到了国际上的外部环境，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些分析，主要还是感觉到目前全球经济在“十三五”期间的增长还是低速态势。另外在科技创新、工业4.0、工业互联网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突破，但我认为突破不大，我现在在研究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解决一个问题，我们经济学家也可以再讨论。

　　记得60年代计算机刚出来的时候，索罗特曾经就说过，现在全球到处都是计算机，那么劳动生产率在哪儿。发展到现在，我还在问这个问题，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全球都在搞互联网以及和互联网有关的工业、工业互联网机器人，我们就问劳动生产率在哪儿，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十三五”期间还是没有解决，还是要看看互联网的替代技术是不是把传统产业都摧毁掉了，我觉得“十二五”、“十三五”期间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

　　我们的能源结构到底怎么调整，国际治理体系以及大国之间的关系，在“十三五”期间，对我们中国来说，我们想要什么，想从国际上要什么，也是在制定经济增长速度时很重要的问题，“十三五”期间中国想要的一个是国际市场，现在产能过剩的这些行业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可以走到国际市场上去，能解决我们的一部分问题。第二个就是在国际上要能源、资源，这块要继续走出去。第三个是一定要技术，国际上的技术包括低碳技术、服务业发展的一些技术。第四是国际金融的主导能力。最后是全球规则的制定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强化。

　　在这种情况下，结合国际国内的情况，当时提出来六大项主要做法，还是从深化改革、人才红利、科技创新、包容发展、深化改革以及发展低碳经济方面，作为我们“十三五”规划中的战略任务。具体的政策我就不展开讲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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