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年韩国信用卡的违约率开始特征，出现信用卡危机，信用卡公司也纷纷出现流动性困难。我们分析主要有几个原因：发卡机构恶性竞争，发行价格竞争，持卡人无截止消费，对信用卡管制管控不严等等，对带动经济发展或者刺激经济的同时也带来负面的影响。

　　二是美国，美国经济对个人消费和消费信贷依赖很高，美国信用卡消费7亿张，近80%的美国人持有信用卡，平均每人3.2张，2008年底美国持卡消费信贷占GDP总额的18%，消费总额的2%，银行卡信贷占全部消费信贷总额的38%，相当高的比重。银行产业也导致了美国经济的一些透支，一是消费信贷，推动个人过渡消费，这也是危机发生以后，在美国思考比较多的问题。在危机爆发前夕的06、07年，美国循环信用余额的增长率均增长了同期GDP和个人消费总额的增长率。发卡行的恶性竞争，信用卡申请部门门槛不断降低，几乎所有的信用机构都可以发放信用卡，发卡机构对资格审查也比较低。本轮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奥巴马政府也出台新的信用卡发卡法案，控制信贷消费的风险，保护消费者利益。

　　根据以上实证例子之后，适度控制银行卡支付手段和信贷功能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转型，但过渡发放银行卡也能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我国银行卡产业发展潜力非常大。

　　我们国家银行卡产业现状来看。银行卡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最主要的非现金的主工具，对现金的替代效应在增加，央行已经有了很多的数据，在这里不一一列举。同时，在08年，银行卡的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分别占了所有非现金支付工具的91%和百分之二十几。中国银行卡的发卡量、交易量发展迅速，2008年银行卡、借记卡划卡超过3万亿和4万亿人民币。居民消费潜力非常大，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我们国家相对低，美国已经超过70%，我们消费占GDP的比重我掌握的数字是40%左右。我们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王校长刚才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可以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促进居民收入模式从生存型向基本需求转变，对家电、家具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快速上升，对汽车、住房等大额消费品以及旅游需求明显上升。消费模式的转变对支付工具和消费信贷需求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居民的用卡习惯正在形成，根据我们掌握的数字，09年一季度我国持卡消费占个人消费比例已经达到27%，在美国这个数字是42%，比我们高了很多，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我们用卡习惯在大中城市已经逐渐形成。

　　我们国家银行卡发展道路目前来看非常稳健和审慎的，是可持续发展的。银行卡的产品，我们以替代现金的借记卡为主，具有信贷功能的信用卡作为辅助手段发展，截至2009年第一季度末期，全国累积借记卡的发卡量接近17亿张，占银行卡发卡量92%，借记卡的发卡量和信用卡发卡量比例大概15：1。我国消费信贷规模非常有限，风险是可控的，2008年底，人民币短期未偿金额大概1600亿，这是央行的数据，而居民存款有1700亿，信用卡欺诈损失率不足0.02%。我们自己发的卡片风险欺诈率非常低，是可控的。信用卡发卡量增幅最近两年在大幅下降，我国信用卡发展模式从几年前的跑马圈地，从注重数量到注重质量方向转变，07年发卡增长率是82%，08年这个增长两降到57%，09年一季度我们掌握的数字是44%。信用卡发卡的模式我们觉得是趋向理性，是比较好的模式。谢谢大家！

　　主持人：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

　　谢谢蔡先生的发言，下一位演讲嘉宾是中国财政部财科所贾康先生，贾康先生是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又兼了北京市、上海市、福建省、安徽省、西藏自治区不同地方的政府顾问，特聘专家或者咨询委员，同时也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多所学院兼任特聘教授，欢迎贾康教授！

　　财政部财科所贾康：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现在做一个发言题目是“合理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与机制创新”。我先表明一下基本的认识。

　　在现在学术界和方方面面的讨论中间，大家非常关注消费的问题，当然它关系到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整个结构上的考虑，经济发展形态上的考虑，很多呼声是要促进消费，握有这样几个基本看法，也呼应前面几位专家谈到的观点，我们促进消费一定要掌握合理的、实质的内容，要避免调高胃口，不可持续的超高消费，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避免民粹福利基础上的赶超消费。

　　的促进消费角度来说，合理促进消费是必要的，我们促进消费的考虑主要是要促进低、中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的适当提高，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邓小平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说法“要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中国富裕阶层这几年富裕水平和收入水平提高有目共睹。对这部分高收入阶层消费我感觉更多是引导问题，引导他们过分的，炫耀性的，奢侈性的消费。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有消费者主权，我们不能奢望用行政命令来做简单的限制，但需要一定的引导。促进消费方面主要关注的是怎么样合理促进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下面我想就此谈财税政策我认为可以考虑的一些要点。

　　1、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中国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大部分人口在户籍上认定为是农村居民，城镇化现在还在46%左右(当然还在迅速提高)，提高农民收入在这些年已经提高政策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对务农农民的直补，综合直补，都在提高他们的收入。

　　作为研究者我可以直率地，在机制上我们可以考虑在当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时候不急于采取很多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措施，而主要考虑把财政可用的资金拿去补助城镇低收入者。比如猪肉的问题，我们在不太长时间里经历了猪肉价格飞涨和猪肉价格急剧回落的循环。前段时间我们实施了农返母猪和保险补助，现在我们可以总结经验，把保险资金放在以后猪肉价格上扬的时候，对低收入者的直补，同样用才真资金起到社会稳定的作用。但这样即使低收入阶层能够应对猪肉价格上涨，同时又使养猪的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它顺应了市场经济这个调节机制。

　　我感觉，在低收入阶层低保标准，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标准等等我们这些年已经做了向上提高的工作，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尽快动态掌握。这些例子我感觉是和提高低中收入阶层消费能力有关的可考虑措施。

　　2、应该通过财税政策努力和其它方面的制度建设，消除社会成员消费方面的后顾之忧。中国储蓄率比较高的一个其中主要原因，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相当大一部分，低中收入阶层在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方面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尽可能地提高储蓄是要应对他们认为以后可能面对的在养老、子女教育、医疗改革、住房改革这些事项后面带来的所谓“后顾之忧”。我们这些年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基本养老保障体系还在进一步改进，很多地方在实验统分结合，加上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障，我认为应该按中央说清的方向，争取尽快做到审批统筹，再往前发展应该发展到全社会统筹。全社会有一个统筹的“蓄水池”，而让劳动力最主要的生产力最主要的活跃因素在统一市场上无壁垒自由流动，这样最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又给择业者人力资本中消除了在养老方面的顾虑，消除了壁垒和后顾之忧。

　　在农村，我们现在已经在一部分地区实验农村的养老，也在农村开始实验低保，比照农村因保尽保做到的低保，这一政策正在稳步推进。教育方面我们已经做到九年义务教育，城乡全免费，这个方向是明确的，全国面上达到这个境界的时点是08年的秋季。实话实说，在中国边缘地区要把这个政策落实还有一定的难度，比如青海、西藏这些地方。了解一下牧民的孩子在父母是游牧状态下怎么样能够得到真正象样的义务教育，先不要说九年，而是六年，要保证配上大量的财力、物理，使那里办一批寄宿制学校，使农牧孩子摆脱流动教学点的情况，才能使他们的义务教育保障落在实处。当然，这个方向已经明确，需要我们进一步把工作落实。这里很多机制也要进一步探讨，使它进一步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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