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剑虹：

　　刚才提到的磁悬浮列车的事情，德国人是非常厌恶剽窃他们技术的事情。比如有些公司向德国公司派出商业间谍等等，德国公司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如果在合作过程中，假如确实你想共融共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目的不纯就不同了。德国有在中国做过一些并购，但是都非常的低调。其实我想并购也是一个结合的过程。我们如果要找一个朋友和伴侣共同创业，真诚非常重要。

　　夏斌：

　　我延伸一下这个问题，德国政府对海外企业并购的障碍是什么？有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毋剑虹：

　　简单说一点，其实德国政府在并购这一点上非常开明。其实法国政府对外国控制法国企业是持绝对的否认，很多情况下都会实行否决权，德国政府一直没有。德国的特点是业内讨论很久很久，政府一直处在界外，在《产业保护法》《并购法》出台后，他们依法可循来做的。前不久的事件，安联股东否决了中国介入，当时中国经济部长在9月1日、3日专门来到中国向中国政府解释，这不是中国政府的意思，而是安联大股东的意思，不希望中国的介入。德国几百年的契约关系非常强，所以德国的契约关系和守信是第一的，也是任何一种结合必须的。

　　提问：请问夏老师，刚才您讲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国企背景的包袱。刚才您提到方法有多种，或者是民营企业先走出去，或者是利用香港的平台。除此之外，这么多国企，这么多好的企业是否也应该考虑一下在海外的形象建设工作，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夏斌：

　　我完全同意你的问题，中国应该改善形象。刚才我们说了有缺点，我们出去以后要按照人家的文化和人家的规则走，这点是必然的，没有任何疑义。既然是对的，怎么往前走我提了一些建议，包括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我问过美国的一些人，他们说关键是背后的政府背景。如果我们不谈并购主体和被并购主体关系，我们就谈并购贷款，如果当时的并购贷款不是工商银行拿钱，我们和花旗银行一块干获取支持行不行？美国代表告诉我说，可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除了遵守对方契约和对方的文化，要讲信用和讲市场的形象之外，可能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我们并不熟悉。

　　提问：刚才说到国家背景，但是没有国家背景的企业，比如像华为，也遇到了海外并购困难。这一困境在您看来有什么样好的化解方法？

　　夏斌：

　　平时我是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华为的问题不太了解，我不敢回答，请王会长回答吧。

　　王巍：

　　中国企业的形象不但是一个企业的形象，而是一国整体的形象，所以今天很难判断华为、中海油、中石油是否一定代表中国企业的形象。我觉得恰是因为中国的形象有各种各样的代表者，没有统一的形象，说明中国现在走向了市场化。过去打中国牌，就证明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形象在外面。现在的情况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看不清中国的形象了，这是一个好事情。我想每个公司和每个集团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去大一统、冠冕堂皇的形象，都可以用商业形象来到国际打交道。

　　回到夏所长十年前谈到的风险问题，目前国家经济安全这种东西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牌，并不是真正的政策，是一种声音，是一种讨价还价的砝码。前年我在澳大利亚开会的时候，澳大利亚政府就说德国干预澳大利亚的经济安全。为什么呢？澳大利亚什么都没有，只有海防线，德国商人购买了澳大利亚的海边别墅就是侵犯了澳大利亚经济安全。日本油船向加拿大提出在日本海域捕鲸，就是威胁了日本的经济安全。今天美国花旗银行这些大的金融机构几乎都被政府收购了，他们都成政府背景了，在今天的历史情况下，我们不谈政治，商场上不存在很明确的守约问题，即便是德国。200年的普法战争，一次、二次大战都是国家毁约，所以谈不上文化谁不守信，最不守信的都是德国，几次大战都是德国毁约。所以重要的还是谈利益，中国今天有条件谈利益，我们正在崛起，无非是我们用什么词汇谈利益而已。

　　毋剑虹：

　　现在我看起来像是替德国说话，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王巍：

　　这是典型的不守信用。

　　(笑)

　　毋剑虹：

　　开个玩笑。国家行为政府入主银行，几百年经济史，国家要的是稳定，在大的环境下政府要的是稳定，但是稳定造成了惰性，就没有效率。所以现在稳定过去了之后，还是会还政与民。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讨论中国的管理模式和中国经济的模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刚才说到违约是对规则的一种旁证，正因为有规则才会有违约。我们就是在某个个人违约的情况下创造一种群体的守约，这样才能共赢。谢谢！

　　梁海国：

　　我来补充一下，在中国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的企业国有企业到海外并购中遇到比较多的困难，但是以香港为例，香港的一些企业是比较跨国性的企业，当他们要收购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要看你收购的是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行业，从政府来看是你收购的对象是怎样的，都是一种警惕性的考虑，不单纯是商业经营的考虑。

　　夏斌：

　　最后说到底是利益问题，从利益来看，单个机构和国家利益还是有差别的。几年前世界各大投资者看好我们国家银行纷纷入股，但是我们有些领导有些媒体对此有不同意见，制定外国金融机构总体合起来不超过20%和25%，总感觉不合理，但是今天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匈牙利、拉脱维亚，记不太清是哪一个了)，很多国家的金融贷款全是外资放的，很多国家的银行全是外资控股的，金融危机一来外资纷纷撤离，这些国家要发展就遇到了困难。所以，中国在崛起，这么大的一个教训今天看来更清楚了。因此对并购问题，我们的理解是在这一方面设置这样的障碍，那样的障碍，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近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往往得以于全球化，所以我们G20会议上，中国领导人不断的说要反对投资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我们是提倡更大的自由贸易，现在提倡自由贸易的恰恰是我们。当然对于金融投资这块东西，设置一定的障碍，设置一定的比例这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的做法，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而且从国家经济和安全角度，也是必要的，不是从一个金融机构的利益角度看还是有必要的。

　　王巍：

　　在外资大举收购中国各种金融机构的时候，夏所长当时是人民银行信托司的司长，所以他也是作为有效抵御和保护经济实体的重要一员，现在向他表示致敬。

　　提问：夏所长您好，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湖南煤炭成功收购了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在收购过程中，一些媒体攻势据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想知道，现在国内公司在进行外资收购中，媒体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那么我们以后对媒体攻势这一块具体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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