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丽：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关于外汇贬值的问题，现在讨论2万亿没有太大的意义，实际上我们要讨论的是增量，因为乘量是通过每年的增量积累起来的。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说，要把为什么产生那么多外汇储备的问题想清楚，然后解决外汇储备不再增加的问题，这个其实体现的是我们的一个内部结构的问题，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消费，只做储蓄，现在外国人说，中国生产能力很大，但是中国人都患上了厌食症，其实投资和消费有差异，都变成外汇储备了。我们这里面已经涉及到，刚才肖耿老师讲到子女以后出去念书，实际上外汇储备的积累某种程度上是和我们的人口结构  和我们的独生子女政策是有关系的，假如我们生5个孩子我们就不会有储蓄，也不要依靠投资拉动，靠消费就能拉动了，实际上我们内部的结构，中国的人口规模又这么大，所以不能鼓励人口再生产。这里面关于结构的调整，现在还是需要推进，现在表现出来是一个发烧，我们说是猪流感，把它关起来，实际上发烧不能光吃降热药，还要搞清楚病根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做法，在这一块，我们在反危机过程当中是忽略的，现在老百姓为什么厌食？其实有一点，我们的社会保障，称为我们的消费是体制性的抑制，包括城乡差距，还有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医疗、住房、卫生、教育等等方面。我们现在是属于中下等收入的国家，所以人人要有内在的消费需要，但是它没有购买能力，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制度，或者有购买力，但是要考虑到那么多的后顾之忧他也不敢花钱，所以在制度方面我们要做很多的安排，把国内的消费拉动起来，可以从比较基础的层面来解决外汇出来的增加。假如结构没有改的，现在我们面临什么问题呢？现在说2万亿怎么办？再过3年，我们要讨论3万亿、5万亿怎么办？会有被动的问题产生，问题太大，不能做出回答。

　　肖耿：我补充一下，因为提到对外投资，我觉得过去日本的经验很重要，还有中国的经验，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很难鼓励老百姓到外面投资，为什么投？投了美元，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大家都抛美元买人民币，日元当年也是这样，很多当初在国外投资的人都亏了，如果鼓励老百姓到海外投资，中国必须要采取长期汇率稳定的政策。

　　另外，关于外汇储备太多，因为外汇储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的剩余，就是老百姓的储蓄，就是刚才讲的送小孩子上大学的钱，这个等于是目前的消费太少，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说，我们的国民收入当中，家庭收入比例太低了，有相当的比例，只有55%，有相当的比如是在政府税收和国有企业，这影响到中国消费的比例，中国老百姓储蓄太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本身收入就低，如果你增加收入的话，你才能够真正刺激消费。这一点，我觉得是要指出来，我们很多国有企业，他是不分红的，他赚了钱也不敢花，因为他还有高管，他投也不知道投哪里去，国有企业都是垄断企业，借钱要从银行借，所以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管涛：回答这个同学的第二个问题，这个同学提的建议很好，你提到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到国外收购资源型的行业或者是机构有很大的阻力，这是我们面临很大的政策风险，有很多交易，企业之间都已经谈好了，但是到时候安全审查会一过堂就完了。刚才这个同学提出国家之间的对话，通过交换意见，增加互信，降低对抗，这是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很好的办法。

　　另外我个人也认为我们对外投资的理念要变化，习惯性的投资就是重新开始，比如设置金融机构，用自己的品牌设立，用自己的名字设立，实际上不一定的。刚才提到现在要不要收购一些金融机构，实际上从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在一些金融机构比较困难情况下，要做充分的调查，把这个金融机构收购下来，至少把牌照拿下来，把网点拿过来，至少也可以帮助你扩张出去。还有一些资源型的企业，不一定要控股很高，我们可以采取参股的方式，只要在里面有一定的权益，将来我们也可以分享资源型行业成长的好处。对于我们来讲，对于原来传统的投资方式方法进行提高，这也需要政治上的支持。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政策都是习惯于从头开始，在很多政策上还存在不便利的地方。

　　提问：关于投资，现在投资有一个非地震性的问题，中国的企业你出去对外投资，我觉得风险是大于收益的，比如有的时候我们付出很多，但是得到的很少，但是相反的是，外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我觉得他是收益大于风险。同样前几天我听到一个美国的企业花了30亿在山西收购了一个煤矿，后来他赚了200亿美元走了。现在中国投资海外风险大于收益，外资投资中国是收益大于风险，这个现象如何解释？我觉得国内有很多企业，比如国内的银行，中国有很多资源企业，为什么我们要引进外向型投资？为什么不引进自己的企业获取收益？我们部分资源行业，有很多外资企业参股，我觉得更多的投资应该放在国内。

　　袁宜：你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付出什么样的价格，获得什么样的回报，这是取决于这个东西给你带来的效用有多高，带来多少要付多少费用。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对外投资和海外投资我们的时候，相互之间的诉求，它的诉求点不一样。比如投资海外，在很多程度上面，对方是缺钱的，所以我是给他钱，这个时候对方愿意付出的价钱就是这笔钱的资金成本，我们引进外资需要什么？比如银行改制上市的时候，我们要获得对方的技术、管理、声誉，美国银行高盛在国有银行改制过程当中赚了很多钱，但是赚钱最多的是谁？是我们的政府，因为它持有股份最多，没有当时金融机构的入股，他们想在香港上市没有那么的容易。所以对对方的诉求不管是资金，还有管理等等，每一项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你提到煤矿这样的企业，我们希望获得对方什么呢？一个是钱，另外是当地政府需要获得FDI的指标，这就是我这边理解的。

　　管涛：刚才你提到的问题这个现象确实存在，中国是一个新兴市场，是不断成长的市场，边际投资回报率都是比较高的，这是主要的原因。还有一点，这也反映本身金融机构的体系还任重道远，其实中国不差钱，但是就是金融体系不发达，不能有效把储蓄转化成投资，这恰恰说明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推行金融体系的建设，

　　肖耿：刚才我提到中国老百姓希望把自己的小孩送到美国读书，其实美国有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些世界顶级的大学我们还没有，所以没有办法，我们把孩子送到美国去，实际上把孩子送到美国也是一个投资。另外刚才提到了，美国银行从建行退出的时候，国内的投资者进去，这也是相当于钱投出去了，因为原来是别人投，现在是替代它了。

　　提问：我想给主持人提一个问题，我们发现美国政府在印钞票，也看到实体经济没有好转，最近香港的股票、股市等都有70、80%的上涨，包括石油、黄金都在上涨，是不是新一轮的通胀要来临？有的说要来临，有的人说不会来临，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们企业和老百姓一个预测呢？

　　何帆：现在美国采取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短期现在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现在尽管是美联储砸了很多钱，但是大家都把钱放在口袋里面，所以现在还没有看到通货膨胀。但是可能出现一个诱发的因素，比如初级价格上涨非常快，对美国有一个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这个时候就是考验美元的时候，如果美联储能把流动性既是收来，可以收住，但是如果收不住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还有一种是流动性做的非常好，会把流动性挤压到外面去，这些钱可以放到中国进行投资，都说现在中国市场不错就进去，而且中国第一季度又有很多新增贷款，所以他们都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他们都到股票市场或者是楼市。如果中国国内过剩的流动性和国外的热钱流入在中国资本市场胜利汇师的时候，那中国的泡沫就要起来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通胀的信号，但是资产的价格更值得关注。

　　提问：国有企业积累的财富是国民所有的，他们在境外投资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第三方对它进行监管呢？这次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过于放纵，这些需不需要监管？如果需要监管，要由谁来监管呢？

　　管涛：我没有说区别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现在对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上是放开了，但是在外汇管理政策放开并不意味着其他部门就不管了，有的项目要走发改委，有的要走商务部，大的项目或者是重要的项目要走发改委。至于国有企业，大家不是说国有企业都是国资委来监管吗？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要由国资委来监管，如果投资损失要追求高管，是问责制，上市公司是通过股东大会，通过内部治理来控制风险。对外投资更多是要靠企业自己去把握风险。

　　实际上我们在04年以前，外汇管理局在管理境外投资的时候，还有一个审批叫做对外投资风险审查，后来把它取消了，我们从学校出来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取消了，这个是要在事先做准备做调研的，如果不是，他们肯定会编说他们会赚钱，所以这是很困难的，所以投资有没有困难，而是买者自付而不是通过监管部门来控制风险，有一些是可以从外部提出监管的要求。

　　袁宜：你进行什么样的投资，对任何不管是国内、国外监管机构也好，第一是没有这样的能力来搞清楚你的投资是不是合适，他没有这样的义务和责任来管你，但是需要管的是什么呢？不要投资失败也把别人脱下水，这是他要管的。所以放任自由还是加强管理是这样的问题。主要要做到的就是资本充足率的问题，你失败了最后遭受损失的是你的股东，而不要把其他人也拉下水。第二对于不具备相应能力识别的人，这是对消费者的保护，比如银行签订的某些条款，推销的某些刺激抵押贷款，消费者没有能力识别，这个是需要监管部门介入的，所以它是分为这两两个方面。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和日本80年代相似性，认为中国现在要加快对外投资的脚步，现在我们也清楚，日本在80年代后没有多久就进入经济衰退期，在日本加快对外经济投资很快就陷入经济衰退之间是不是存在关系？从这个案例来借鉴，中国是不是在中间会有一些什么举措来避免中国一步一步走向日本的结果呢？

　　第二个问题，我们研究了中国对外投资的一些案例，这些案例之中成功率是非常低的，但是我们认为这存在一个问题，虽然现在不缺钱，但是对于如何投资、往哪里投，如何投，是在技术上能力上的缺陷，对于企业来说它没有这个能力，没有很大的必要在这个方面做的很专注，这就需要有投资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这一类的机构来协助他们处理这些事物。在中国国内本土机构的发展是非常脆弱，还达不到国际化，支持中国企业走向外部，是不是我们可以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时候，也需要鼓励中介机构更快的发展，也逐步的走出去呢？

　　肖耿：刚才何老师谈到，我觉得其实中国跟日本完全不一样，中国还是在一个城市化的过程，日本出现经济萧条的时候，已经是完全城市化了，而且已经有了很大的泡沫，然后泡沫破灭。中国现在是属于经济增长还有相当的潜力，城市化速度相当的快。我也提到中国和日本类似的地方是关于汇率政策，中国如果是我们的汇率政策不是很明朗，对对外投资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投资者没有办法考虑。所以我是希望，外管局中国人民银行看的很清楚，如果要鼓励老百姓到外国投资必须要看的很明确。

　　何东：我画的图显示日本的经验，并不是说中国会走日本那条路，只是从日本资本项目开放以后，他的证券投资一块非常大，现在看日本国民资产负债表和非官方的结构就不一样，日本的私人部门对外的一部分是非常的大，而中国私人很少有，当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可能私人会有很多他自己的资产重新组合，也有分散风险的过程，这个会导致更多中国私人投资海外的证券投资，比如日本经济增长来衰退跟日元资产下降有关系，这都是有关系的，如果中国进一步的增长都要高于其他地区，增长速度很快，所谓居民对外投资意愿也会稍微弱一些，当时我显示的这些图都是相当于中国第一的投资水平，从长期来看是有潜力的。

　　袁宜：我回答第二个问题，现在放行QDII制度，不光是基金公司卖这个产品，银行也有相应这样的产品，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卖的非常伙，基金大规模的销售都是在那时创造出来的。他们出海的经历现在回顾来看他们的损失还是非常惨重的，主要的原因是出去时机的问题，他们自己的操作业绩也好、各方面也好和海外跌幅也差不多。不光是我们个人需要经验的积累，我相信对于经营海外投资的机构也好，他们也需要借鉴，他们会从海外聘请一些高级人才，只不过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只能说一点进入的时机不好，这是系统性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玉石俱焚。

　　从长远的角度来讲，把一些资金委托给专业机构来进行打理，比不具备专业尝试和没有时间管理的个人投资者而言，获取收益的可能性更多。

　　何帆：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的探讨就要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主办这次讨论，也感谢在台上的几位嘉宾给我们做了很好的阐述，感谢刚刚提问的各位同学，感谢大家的参与，最后预祝大家在今年不管是海外投资其是海内投资都能胆大、心细，祝愿大家能够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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