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对海外的东西不熟悉，我们需要这样的熟悉过程，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很好的投资机会反倒还会形成一定的损失，这是真实的事情。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最近问我要投什么，我们商量了一下，原油30美元一桶，很便宜，中长期觉得肯定上涨，我们就决定买它，买期货还有风险，高盛当时会下跌到20美元，一旦油价下跌，我买期货就面临爆仓的风险，在黄金方面肯定是有这样的产品，在现货市场买进黄金，把自己发行的基金份额卖给大家，这样就相当于可以投资黄金了，我就让朋友去找有没有石油的ETF，他下了两笔单，现在看来是非常明智的。过了一个月以后，我说你最近赚的不错吧，他说亏钱。到50美元的时候，他说现在赚钱了。后来我们剖析了ETF产品它有一定的风险，原油和黄金相比不同的地方，单位体积价值量比较大，原油不可能买一桶桶石油存起来，所以它是在期货市场进行操作的，但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就是不会爆仓。但是你要知道，投资期货面临的问题是任何的期货合约都是有期限的，到期要展期。所以ETF要把合约往后展一个月。今年年初以来，国际期货市场有一个明确的情况，大家都在赌远期价格会上涨。就是因为这样的滚动操作，使得油价从30美元上涨到40美元的时候，他持有的ETF是亏损的。虽然我们有很好的时机，但是我们对产品不熟悉，对流程方面的欠缺，使我们不能很好的收益，所以在周围可以发现，因为这轮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投资机会，但是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可以做相应的储备，这是我们要考虑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要买什么？从我自己的认识角度而言，我觉得目前进行投资，第一步要买我们缺少的东西，同时满足相对简单的东西。中国缺少什么？缺少东西很多，比如缺少资源，很多资源都是大量进口的。技术、品牌都缺，我们还缺一种叫做组织管理的形式，先进的企业，中国缺的东西确实很多，但是刚才有老师提到，可能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比较多，钱不多，人也不缺。第二点要考虑一下，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缺的东西是不是现在都能买到。比如金融机构，从银行竞争力来讲，尽管西方银行都亏了，但是包括花旗、无汇丰等等他的技术、实力等等方面都是超越我们国内银行。现在西方股价已经下跌很低，我们是不是要购买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购买呢？有可能美国人不卖你，但是我们买下来之后，有没有人去管理像花旗这么大的资产？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所以我这边倾向于，在卖出去第一步的时候，我们相应买的东西简单一点，中国人能弄懂，比如像是资源，比如收矿，如果看好中国长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能缓步复苏的话，矿产是会升值的。从国家资源储备来看，我们也需要自己的供应，否则我们遇到棘手的问题就是，对外的谈判当中利益损失。今年铁矿石谈判是最近7、8年遇到最好的形势，但是我们想谈跟07年一样的价格，对方不干，全世界现在铁矿石的需求量有显著的降低，我们跟垄断方三巨头谈判应该是具有实力的，但是对方采取的策略、把握的时机，使得中国的钢铁企业已经面临非常窘迫的地位，三大矿商都和日本、欧洲等地谈定，把中国孤立出来，也说明一点，我们在面临一个好时机的情况下面，跟对方谈判还遇到很大的问题，何况是经济复苏，所以能不能拥有最够的资源，保证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现在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国内的矿山企业主具有这样的管理能力，现在是我们要尽快掌握这些资源。

　　何帆：刚刚几位嘉宾都把他们的观点亮了出来，尤其是袁宜先生已经谈到案例了，我想下面来讨论实战，就不纸上谈兵了，我们就找几个案例，抓药看病。我忽然想到，前一段时间看新闻，四川有一个民营企业腾中，他现在要买悍马，腾中又不是一个专门生产汽车的企业，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专家，你觉得谁会失败呢？认为会失败的请举手。那大家不举手就认为他是成功呢？

　　潘英丽：首先我对你的提问表示质疑，你说失败，是从什么意义来谈的失败，是企业层面还是国家层面，是从盈利层面还是什么层面来谈，这个问题比较模糊，失败的外延带大了一点。

　　何帆：就企业来说。

　　潘英丽：就企业来说我的感觉是说，它取决于后面准备卖给谁，悍马假如买下来了，它要生产，那么现在人家美国人都不要悍马了，因为耗油太厉害，日本本来就生产省油的车，他们对此也不会太感兴趣。关键问题是说，腾中确实是没有人见到过的企业，问题是他买下来，生产出来的汽车打算卖给谁？

　　何帆：他可以跟着家电下乡卖给农民。

　　潘英丽：因为我们不是他的董事会成员，所以不知道他的产品想卖给谁。假如有人要，而且订单足够大，可持续，不是说今年有订单明年没有了，假如订单足够大，因为汽车制造业是讲究规模的。另外订单可持续，企业角度来讲是成功的，但是从国家产业政策，产业战略角度来讲是失败的，如果都鼓励出去收购这样类型的企业，和国家的战略布局，产业布局不完全相吻合的方向性，方向上假如不完全吻合，我认为国家的产业指导政策是失败的。

　　何帆：我想问一下管涛，如果四川腾中收购悍马，最后失败了，你们管不管？

　　管涛：作为制定政策的人，像是这样投资会不会失败，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有一点不太同意。

　　何帆：原来是你们鼓励他们走出去的。

　　管涛：我鼓励你们是不要危机国计民生，我们不能简单说坐在这里判断他能不能成功，刚才你也说了，对于这个企业我们不能清楚，作为决策制定者，首先你要有买者自负的思想，就算最后亏损了，也是你自己对自己的投资负责。走出去不能是一窝蜂，我们要做仔细的调查，如果他失败了，就像联想出去失败了，失败就失败了，大家用脚头，收购失败了，还能说追究监管部门的责任？这个是不应该的。

　　何帆：有请肖耿老师评论一下，如果是说我们很多民营企业，由于准备不充分出去了，恐怕会有很多投资失败的案例，因为我记性不太好不知道有哪些企业到海外成功了，但是失败了，倒是能想起来几个，比如TCL、中铝等等，如果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企业出去之后，纷纷失败而归，你觉得我们的政策有没有必要调整呢？

　　肖耿：投资海外不应该说作为你为了投资海外而投资海外。为什么说现在出去投资是一个机会呢？在金融风暴之前，你本来就是希望投资海外，或者是你希望得到一个团队，迅速把你的企业、银行现代化。在那个时候，股价很高，你出去投资不核算，但是现在股价下跌了，你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现在是一个机会。不管投资海外还是国内，你都要去看它的回报率，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你想要它的什么东西，你的市场在哪里。因为从趋势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还有中国的经济增长比美国其他地方要高很多，所以我们有很大潜在需求，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企业，你要看到你的市场在哪里，什么地方是可以给你带来利润的，然后你的生产能力在哪些方面有缺陷，你要到外面去买。所以从战略来讲，企业一定要想楚，不能说我为了响应外管局的号召或者是国务院的号召，我们要走出去，那咱们就走出去，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可能教训就会非常的惨重，如果你要做自己的功课，比如中国有这么大的需求，但是我做不了这个东西，海外的企业可以做，那么海外有一个团队，几百年积累起来的，比如投资银行，有一些企业形成的文化，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们要买一个来看看，比如重组的，要把它融入国内某一家银行体系当中去。

　　何帆：那买花旗行不行？

　　肖耿：花旗本身在文化上就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大拼盘，我觉得你要把花旗跟高盛相比，高盛有很强的文化，花旗有什么文化呢？花旗是好几个企业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很大的王国，谁也管不了。所以我们要清楚买它的什么，比如买它的团队看重它的团队哪些文化。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想清楚，到底要买什么东西，你缺什么，不缺买它干嘛，所以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我的观点是说，中国有外汇储备，这是中国老百姓的储蓄，老百姓现在赚了钱现在不想花，以后还是要花，但是你将来想花在哪里？是送儿子上大学？还是干什么，现在还没有想清楚，没有想清楚就把钱交给了管涛，想清楚的就取出以后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投资海外跟外管局投资海外其实是一回事情，只是外管局把钱流动性非常强投在美国国债，把美国国债变成每一个企业的股份，或者是房地产，这个形态发生了变化。

　　袁宜：我的看法是说，在过去，就因为中国老百姓没有看清楚，所以把钱都交给外管局，实际上我们在金融危机过程当中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如果是5年之前走出去，外汇储备一半都投到美国的股市或者是美国的房地产，那今天我们就更加惨了。实际上当时把所有的钱都投到美国国债，我们是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资产缩水。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美国的资产已经缩水了，这个时候再把持有的美国国债转成企业的股票或者是房地产的话，将来资产一升值，就可以赚很多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鼓励企业走出去，但是企业要想清楚你要买什么东西，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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