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我们大家知道，韩国、台湾、新加坡这一块，在这个时期他们自然条件都不是很好，但是发展得也都非常的快。我这里有一个数字，65年到80年(需确认)，他们的增长率，新加坡是10.1，台湾9.8，韩国9.5，香港8.6，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增长速度平均也在10%左右。这些国家他们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处于东亚地理环境，东亚模式增长最早提出和文化的关系，有一位日本学者山岛通夫(音)写一个书“日本为什么会成功”，它提出一个经济增长模式背后会有一个文化传统的问题。我也注意到美国很多学家，卡恩，也是最早提出东亚奇迹的学者，也提到增长模式的背后有一个文化传统的约束。另外我觉得很多学者，也有人提出市场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有一种西方型的、企业家型，也有一种叫东亚型，有人叫做儒家型的，有这样的提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觉得东亚这一块，我做过一些思考，我发现这一块经济增长确实和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从宏观方面来发现，从文化传统这一块，大家都知道都属于儒家文化圈，我发现一个，宏观方面，东亚模式有一个特点就是国家导向色彩比较浓厚。就是在美国一般企业家不喜欢政府的干预，我发现在东亚，包括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大家知道这个地区国家导向色彩非常明显，这里面有一个文化问题。

　　企业，像在美国，政府的干预，可能会拒绝。但是东亚这些国家，大家是接受的，接受这种调控，接受这种导向。这样就为一个地区的高增长，我的看法，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因为政府支持它。这和儒家文化的这个，国家作用的强调，和这个体制、文化观念是有关系的。另外我发现东亚增长还有一个特点，储蓄率非常高，因为储蓄率非常高，所以它的投资就可以做得非常好。国民储蓄率很高，国家导向，形成经济发展。中国发展也走了这样一个路，这个和儒家文化价值观有一种非常密切的联系。

　　从微观层面来分析，我也觉得非常明显，大家觉得东亚这一块，比如日本很多企业，松下、索尼、丰田，包括韩国的现代，甚至包括台湾的台塑(音)，甚至包括香港的李嘉诚，包括大陆一些成功企业，我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就是管理理念上面，儒家理念非常强调价值观的观念，四书五经，那个开篇说的就是那个，最好的管理就是价值观的管理，这个管理是最高明的。我发现东亚这些，正是因为突出了文化的观念，我发现企业的成本可以控制得非常的低。

　　第二个比如说我一直研究台塑王永庆先生，他成功秘诀在哪里？他自己说他的观念受中国儒学影响非常深。因为孔子有一个观念叫立人者人恒立之(音)，你首先让别人赚钱，别人才能让你赚钱。王永庆经营就是这样的文化理念，我通过节俭，成本可以控制得比竞争对手、同行低20%。然后它的这个20%成本控制下来以后，他可以降价10%让利给下游企业。这样他的意思是说我把利润挤出来，我让利给下游企业，下游企业跟我合作，赚钱以后，他们收入更多，需要我更多的产品，我就可以做得更大。

　　一个经济的增长能否保持成功和可持续性，健康与否，关键在于企业，企业是不是有更好的竞争力？我觉得文化的管理、成本的控制和东方文化的这种立人者(音)双赢的局面，实际上为东亚企业家提供非常好的竞争活力。

　　最后我总结一下，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东亚模式有很多批评，因为出口导向大家认为很难维持，还有政府对企业介入也比较多。我再讲一点，比如说美国企业，我发现非常看中股票价格，不可能做出太长远的规划。日本模式，那个形成长期合作关系，这样企业就可以看中长远，而不在当前，以长期为导向。这也一个很重要方面。

　　我的结论，我今天演讲结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只要文化背景不发生改变的话，那么东亚模式恐怕还会存在下去，因为一个经济增长模式和它的文化是分不开的，我觉得今后经增长模式也会是，文化是多元的，那么增长模式恐怕也会是多元的，我非常希望在座各位对我的看法提出批评。谢谢各位。

　　王国斌：

　　首先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我搞不清今天下午有活动。今天的题目我利用英文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今天我的话题是要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刚才有人讲到东亚模式文化传统影响了企业，但我更多是讲公共事业部门，政府以及公共的支出，我希望能够从历史上面追溯一些中国人对社会支出的看法，这些也许对现实有借鉴意义。

　　我首先看到当人们讲到历史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时候，人们一般有两种不同意见。首先在我看来，大部分的社会科学文献和理论都是从欧洲的经验里面获得的，就是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变化，还有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我们总是认为历史其他的教训总是包括失败。之所以会有失败，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有一些局限性，这样一来就很难让我们从非西方的历史经验中取经，所以今天我想换一个视角来讨论一下中国的历史教训，特别是中国的社会支出方面的历史教训。我会讨论目前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也会讨论一般的议题。

　　我认为跟一般的研究跟学界观察相反，社会福利的需求支出和民主实践之间并不一定有正相关性，而这种论点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家们比较认同的。其实我在这里想提出的就是社会福利的支出跟欧洲那种概念，就是民主越高，公共福利支出就越高，不一样。所以我将来解释一下18世纪封建中国社会的政治问责制，我还会讲到现代的中国也有同样的做法，因为不管是封建社会的中国，还是现代中国，中央政府的成功都是因为他们很关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便促进空间的整合，而这种空间的整合里面就包括公平的问题，我倒不是说中国18世纪的政府，或者现代的政府早就已经克服了中央、地方的矛盾，其实这些矛盾还是存在，但是我认为中央政府一直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而且严肃的对待它。特别是政府，不管是18世纪政府，还是当代政府都会公开的宣称说政府一定要注意社会的福利，这是好的政府管制之一，不管是孔子还是共产党都是这样认为的。两种情况下，这种良好公司治理、良好政府治理的愿景都是包括社会福利、公共福利支出的。

　　讲到民主和社会支出我推荐大家看Peter  Linderts的书，他主要的例子都是取自于欧美，他说这些国家如果有更多的投票权的话，社会支出就会大增。他说投票的人越多，那么投票的人就更愿意通过投票表决获得更多的社会支出。一个相关的论点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Amartya  Sen，也层析有过相应的论调，这个书是有关饥饿的，1981年出版的。他举了一个例子，194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印度还没有民主，遭了那个之后，印度成了一个民主国家。我们现在在中国也可以看到中印之间对比，就是说中印之间，民主程度在西方是不一样的。印度1948年获得独立以后就不再有饥警(音)。我看来中印之间还有第二个对比，中国在1958年之后有了更多的这种饥警救援，这个时候我们看主要的差别就是政治体系的差别，所以我们必须正式的面对这样中印之间的差别，而且我们还必须对比一下中国的18世纪有一个饥警救灾成功，而50年的时候有饥警救灾失败。我们看中国政府如果要救灾，还会做更多的灌溉工程、稻米储存等等。此外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会强调城市和农村都要提供福利。

　　如果我们再把中国和欧洲国家进行一个对比的话，一般来说如果我们把欧洲模式作为正态(音)的话，那这其实在18世纪并不是如此。18世纪的时候欧洲也有他们自己的复权(音)意识。他们忙着相互打仗，花了很多钱在军费上面。其实中国18世纪和欧洲之间的差别不是意识形态上面，而是在和平的帝国时代里面，中国这样的大，关注和平。所以中国得以维持古老帝国，而欧洲那些打仗帝国却不能。

　　我们看一下18世纪总的情况，我们会发现18世纪欧洲各国必须要想出一些方法来维持他们的国家，至少不能用强迫的方法来强迫人民和平，至少要用一些方法来向人民说明，他们是受到爱护的，他们的需求是受到满足的，这在孔子儒家学说中也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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