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现在有一些问题，这一次的经济危机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整个全球都深陷其中。如果说单个的国家通过出口来救它的经济的话，在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就没有地方可以出口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事情所处的状况就是无法采用以前非常有效的办法来从危机当中恢复，我可以简单谈一下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定位所带来的问题。我在美国做了很多有关美国的分析，我很难找到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实现恢复，如果说这个危机在几个月之后止跌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恢复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消费者增加消费，这个危机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消费不会像以前那么大，住房也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因为房子已经有很多的空置了。还有商业上的投资，危机停止之后，有可能会有商业上的投资，但是并不会很大。这种情况下怎么恢复呢？如果看看美国20年前我们没有完全的泡沫，我们有储蓄，现在为什么做不到这些？因为贸易赤字的原因，如果不能实现完全就业的问题，很大的原因就是一直长期的贸易赤字，为什么这样？如果全球来看，我们很难实现真正的恢复，有很多的经济体一直维持很大的贸易盈余，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主要就是中国，这个是当前帐户的盈余，日本和一些新兴工业国家，中国的贸易盈余是非常大的，而且这样的一个盈余是由于政策原因形成的，包括像汇率的监管导致了很大的外汇储备的增长，这是一个非常规的政策，中国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一个资本进口国，但是由于金融政策变成了资本输出国，中国目前的贸易盈余的比例占到GDP的10%，这个就代表了很大的问题。这样的话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地位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最终会找到方法实现全球的经济恢复，但是这个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大规模的全球性的投资，投资于新兴的技术，尤其是我认为像环保方面的科技投资来应对金融变化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投资，第二个是全球的重组或者调整，当经济恢复的时候，中国会充当一个不同的角色，中国不再是一个大的贸易国，中国的内需会大幅度增长，将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什么时候会发生呢？我不知道。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并不认为世界的末日到来了，我并不认为世界的未来是灾难性的，但是我确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很悲观，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经济将处于低谷时期。我们还会讲到全球的经济危机还将持续那么4、5年的时间，我总是讲这些负面的消息，但是我也希望经济能够很快地恢复，我也确实看不到了这样的迹象，谢谢。

　　主持人：谢谢教，他对于我们所处的环境深入的分析以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现在面临什么东西。如果你想未来的几年的经济做一个模型的话就是上帝的意愿，克鲁格曼先生97年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如果你想知道未来美国的失业率会是多少？这就是答案，答案就是格林斯潘想要这个失业率是多少就是多少，这个变量反映出来格林斯潘还不是上帝，刚才开一个玩笑，如果你想知道世界的经济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这就是答案，上帝想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加上一个变量，证明上帝还不是克鲁格曼本人，这是一个玩笑，刚才克鲁格曼的演讲有几个非常经典的判断，这个是情况确实很严重，在单位的时点上来来看比大萧条的势头还要猛，但是现在出现了转机，中国现在的情况和当年亚洲的情况很类似，当时走出下行的区间是源于出口，但是现在出口解决不了问题了，只能靠大规模的投资，特别提出了环保，全球变暖环保领域的大幅度投资、内需投资，以及靠消费等等，所以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但是往这个方向走，全球的经济复苏的日期官方的说法说危机过去，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果拿失业率作为指标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其他几位中国嘉宾和克鲁格曼一起做一个精采的对话，我们提醒各位的朋友拍照的时候尽量不要用闪光灯。

　　(圆桌论坛)

　　主持人：刚才我们说了几个全世界最时髦的话，我们在用旧工具解决新的问题，因为克鲁格曼先生是一个通才，我们WTO、IMF也好整个治理机制都是几十年的事情了，包括联合国也不能反映新世界的变化，当我们还拿这些旧的工具处理问题，所以往往解决不了，我们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出现了瓶颈，比如利率降到零不能再降，我们认识世界分析世界这些方法、理论、工具都是旧的，包括很多经济学的理论归纳的时候，当时世界经济的情况和现在不同，有很多变化，我们有什么样的新的工具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的国际治理机制处理全球问题，今天的为己有一种说法，之所以有这种问题，除了刚才克鲁格曼先生说的，正因为我们全球化了市场，但是没有全球化政治，治理没有全球化，所以导致这场危机，美国的危机瞬间成为全世界的危机，我不知道克鲁格曼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答案？

　　克鲁格曼：这个危机并不是全新的东西，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历史是会重复的，我经常会用的一句话，亚洲经济在这次危机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97、98年的危机当中，美国非常反对和成立亚洲基金，这一次美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地区性的货币基金来应对这样的危机。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在没有一个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我们曾经有20国峰会，但是这些分会并不能协调各国的财政政策，但是如果有一个国家能够出台一些非常积极的政策政策，但是不能要求所有的国家都采用一致的步骤，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够看到有一个全球性的宏观经济组织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想作为一个新的机构的成立，确实需要很长的时间的讨论，短期内还必须要依赖20国峰会。

　　主持人：20国峰会的效率比联合国更大吗？

　　克鲁格曼：联合国对维持合并非常有效，作为终结战争的很好的平台，还有儿童的健康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但是它太大了，有的时候5国峰会就足够了，有的时候5国峰会不够了，会是11国峰会等等，20国峰会比一个简单的会议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我一个朋友说需要189个国家，那就变成联合国了，房间了的人太多会变成一个问题，尽管我觉得只是20个国家不是很公平，但是像联合国都有中国这样的投票权的话意见就太大了。

　　主持人：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智者王松奇老师你同意克鲁格曼的观点吗？

　　王松奇：这次危机大家知道百年一遇的，这次危机像克鲁格曼说的，作为国际金融架构的安排是解决不了的，因为现在国际上几大机构，布雷顿森林机构的组织，他只有2000亿美元可以用于救助的基金，现在全世界都发生危机了，落水的人太多，金融海啸来了，救生船太小，按照会议的精神准备筹集1万亿美元，救美国都不够，美国自己国内救助金额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了。所以这个世界危机最后怎么找呢？就是在全球金融体系中谁是老大谁的责任最大，美国GDP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又是这次世界经济火灾的纵火者，别人救不了你，如果你做不到，这个世界光靠国际性的机构，肯定解决不了问题，所以现在在危机继续进行中，像这次金融危机后的一些国际货币安排世界金融体系重新设计的话，首先从监管架构上要有一套设计，你在世界当老大怎么承担责任？你纵火了是否赔偿？这个很关键，欧盟国家提出的一个问责制问题，你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为什么不负责任？卖了这么多有毒的债权卖到全世界，给全世界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帐怎么算？需要问责制，在这个情况下才能考虑重新建立世界经济制度问题。克鲁格曼说的非常好，我们在用老的机制、架构解决世界上的新问题，为什么他要用老办法？就是因为一百多年来尽管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正像前不久格林斯潘在一篇文章里说的，人的本性没有变，人的贪恋造成的这次危机以及以后还可能酿成这种危机的根源没有解决，所以我们不仅要有一种金融货币重新构造，还要从世界金融秩序上，从世界最主要国家如何承担道德责任上来解决，我觉得这样也许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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