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看到了太湖出的事，滇池出的事，当地的人谁不知道爱护这个地方，我想排污的人心里也是明白的，但是是为了当前的生存和发展。而技术的突破等等，实现新的能源，还有一段时间，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在中间衔接怎么渡过，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今天我坐在这里说的时候，确实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公司到了一定的规模，我们愿意拿出大概多少钱来，专门去在绿色环保项目上，进行研发和投入。也许这个投入在很短的时间得不到回报，但是我们愿意做。刚才讲，这是目前我饭是吃到嘴里面，所以这些东西都可能是很具体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本身，企业界积极参与、响应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大的系统设计，可能还是要靠政府。政府的提倡，比如说电力等等的补贴，还是要有所支持的。

　　我前不久到王玉锁那里去参观，让我很感动的是，他们把这些年来的企业利润，大概15亿的积累，全都投入到了能源的研发上。到现在为止，我估计玉撒他们还没有从那里真正得到回报，但是他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比如说能源运输等赚的钱不停地往里投。他是冲着未来有一个伟大的商机来做的，但是有多少个企业能够有这样的决心？所以，我觉得有困难，就是当前存在的问题。

　　第二个是观念的问题，即使有人像我这样，有一定条件的话，他愿意做不愿意做还是一个问题，他觉得离得还远，他觉得做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更高尚的事业，而没有想到，实际已经是我们肩上的责任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问题，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陈伟鸿：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即便像联想这样的大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能力，但是同等规模的企业，未必所有人都有具体的行动，更何况那些也许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还比较吃力的企业，他们可能更考虑不到这样的问题。

　　柳传志：包括地方政府。

　　陈伟鸿：地方政府有的时候积极性并不是那么高，他们更愿意看中当前的利益。这是一个导向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呼唤，可能很多的企业未必能真正行动起来。

　　马蔚华：我赞成柳总的话，这是一个非常艰苦、艰巨的工作。

　　刚才刘东华说了，如果环保是很奢侈的话，那现在等于在这个世界上富人和穷人同时做奢侈的事。因为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工业化的过程，他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拼命排放，现在他们结束了，达到了一个发达国家，而我们正在工业化的过程之中。我们虽然现在碳排放，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的排放都是全世界第一、第二的，人均单位GDP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我们确实是面临这个情况。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对于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涉及到了成本和将来矛盾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吃不上饭了，然后去做奢侈的事，这不仅是认识的问题，而且是做不到的事。

　　第一，全社会对于这个事要达成一个共识，这是首要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件事，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都是我们将来面临的非常大的难题。

　　第二，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是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还没有工业化，我们怎么样适合中国的能源政策、环保的政策，我觉得这也是很必要的。

　　第三，起码从现在开始，新做的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启动经济4万亿，我觉得这些事，包括现在很多的基础设施项目，一定要符合未来的环保和能源的政策，新做的事，每件事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原则，否则不做。新开工的项目，基本建设，还是技术改造，都必须有能源环保的观点。

　　第四，对已有的生产能力，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造。然后，在全社会普遍地推行节能的意识，国家的信贷、财政、税收等等的经济杠杆，从全方位推动这些，我觉得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陈伟鸿：您说到的这个过程，我想可能我们两位国际嘉宾他们观察到的比较多，因为任何一个发展阶段我们所处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目标是不一样的。二位有没有什么建议？在国际上环保做得比较好的国家，他们是如何做好柳总刚才说的衔接的工作？

　　Simon Zadek：不仅仅是价格，还有政策也是很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可替代选择机制的选择，而是两者的结合。另外，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非洲不会经历电话发展的阶段，它直接从固线到无线的手机的过程，那么我们需要利用技术的跨越性发展。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来讲，要实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特点在昨天的技术上面投资很多了，美国一部分的问题在于推动碳定价机制、碳税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有少数的产业处于不利的地位。90%的经济来讲，他们可能会提高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

　　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中的阵痛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完全赞同刚才说的，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是巨大的，因为这些基本的需求首先确保要能够满足，而且要抓住这个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我们需要一些老的企业再次焕发年轻的生机，需要新的企业能够继续地成熟，我来解释一下，在地球上最强大的公司，一般都是那些老的比较墨守成规的企业。他们有一些保守的商业做法，让他们觉得很难吸收新的技术，而且可以说他们的结构来讲，都是针对于过去，而不是以未来的视角来审视问题的。对于全球的大公司，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没有例外，墨守成规。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技术的机会，而且有很多市场的影响，我们需要找到做法渠道，让这些老公司能够再次焕发年轻的精力，然后参与到新的商业做法当中，而且让他们能够非常舒服地进行再转型，鼓励这些老企业创新性的思维。不仅是从技术层面上来思考，而且在其他的方面也可以重新进行思考、改变。

　　如果大家看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挑战的话，比如说全球各个国家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他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名誉的风险，或者是他们企业形象的风险。他们在回顾他们15年之前经验的话，我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可以说，这是他们没有去雇佣一些非常好的咨询公司帮助他们，提供指导，他们所经历的这些挑战来讲，可以说让他们打开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了解新的商业做法，来了解他们的消费者和新的市场挑战。然后，了解了这种技术的创新力，还有新的机会，这实际上都是他们经历了不利的经历之后才意识到的。我不希望大家都重蹈他们的覆辙，千万不要误解我，我不是说大家要先经历这些，才可以意识到这么做是不对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使我们重新焕发活力。

　　一些小的资本企业、风险企业，他们都是比较小的，而且是具有创新性的，而且非常不成熟。他们参与到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当中，他们是满怀激情，但实际上他们还是缺乏能力。那么，我们需要鼓励这些新生代可以发展壮大，更加成熟地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当中，从而把他们的精力投入到正常的渠道当中，参与他们的社会问题的解决。

　　最后一点，对于中国招商银行来讲，我们现在对于定价这个机制的问题，不仅仅是消费市场，也许在金融市场当中也存在这个问题。尽管绿色投资方面确实有一些进展和进步，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些上市公司的问题是资本不足，这些资本实际上不愿意着眼于长期的投资，资本不了解实际上绿色企业有一天是可以获利的，可以让投资者耐心等待。但是，现在没有足够的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存在于资本市场，而不是在消费市场，就是没有足够的资本。

　　所以，我会非常感兴趣听一下，我们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面临的困难，比如说重新重组金融市场的挑战，是否也在中国同样存在，是否中国这方面有任何的真知灼见，然后能够更有效地推动金融市场的重组和改变呢？

　　Joseph B.Fuller：当我们想到这些发展的挑战的时候，还有那些处于早期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时候，确实是事实。我们让他们来做环保或其他的做法，这是不公平的。要让他们以这种贫困为代价来保护环境，或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还是充满乐观的，原因如下：

    新浪声明：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