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持金：我们至今服务过大概140到150家中央企业，帮助他们进行收购兼并和上市的调查。我们从软实力的角度，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跟西方的企业来讲有很多方面的差距。如果我们讲全球化，实际上做生意的规则，大家基本上是趋同的。比如说对于法律条款的尊重程度是多少，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人为的因素比较多，第二是很多礼节性的、沟通性的周期是很长的，所以很多的外国企业到中国来，都派中国员工去谈。老外来了两次，吃个饭、洗桑拿，过了2个月之后从美国过来还研究，他们觉得很奇怪，到底要不要跟我们做生意，企业的生意也做成了，咱们的钱也花了，但是在老外的心目当中留下了中国的企业就这样的德行了。所以，你让我详细讲到底有哪些差距我不知道，但是无数的小事情，怎么样真正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去做到一个统一的平台上。我觉得比如说提高决策的效率，提高沟通的透明度，这些都非常重要。其实，我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我们跟外国人打交道，先不要说文化，先说语言。我们很多大企业雇佣的翻译，都是外语学院毕业之后在企业工作几年之后走出去的，真正从一个跨国公司的角度用英语来讲，那是不够的。

　　所以，朱镕基任清华经管课程的时候，他要求我们全部用英语。

　　王冉：所以，要使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增强，你可以用英文。我们起码商务方面在全世界主导的还是英文，是因为我们的主导能力不够。

　　刘持金：这是一个现实，但是对于企业来讲软实力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企业跟人家算帐，民营企业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项目可以做，我给你算，利润多少、成本多少，我可以给你赚多少钱。但是，国外的企业来跟你讲，先讲我们公司的使命是什么，然后回到刘长乐老总讲的愿景，人家不谈钱的事，但是合作签下来，他还是要赚这个钱。你要说虚也好，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但是，我们谈共产主义和其他的都是一种理想，这个企业要有一个使命，但是我们的企业不谈这个东西，上来就太实在了。所以，很多的这些东西构成了在企业层次上谈软实力，这是数不清的小故事。

　　王冉：除了管理以外，还有企业的信用，其实构成了企业软实力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毛所长是研究这个信用的，以前是做这个行业的。那么，从你的角度来看，现在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主要欠缺在什么地方？

　　毛振华：我想应该是从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一个是从企业信用本身，1992年我看报纸，知道有一个评级公司，所以我创办了一个评级公司。当然我知道中国将来是会有的，市场条件下，别人有的东西中国一定会有，中国那个时候没有，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好生意，所以我来做这个行业。那么，走到今天，应该说我们现在所崇拜的楷模，最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比如说SAP等等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们中国的行业看来还不错，我们评的尽管也被人质疑，但是也没有发生过问题，没有发生诈骗等大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舶来品，所以我们也按照外国的标准做，所以我的公司是一个二流的公司，我们第二次合资的时候我们卖了49%的股份，合资公司派了人来管理，他们发现跟美国的公司没有什么差距，所有的立场和评级方法都是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没有看出美国的评级机构有多么好，但是我们的监管机构不是这么看的，他们认为中国的评级机构不行，只有美国的评级机构好。那么我们和他们讨论的时候，发现这种评级在国外的估值很高，目的是一个2000元的公司没有时间资本，他的市值有200亿美金，这对于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前景。但是，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从信用评级本身的发展，中国在学习这方面的体系，但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出问题，为什么没有出问题？这就讲到了中国企业的信用问题。中国的企业是靠政府来支撑的，所以我很同意前面几位打分的时候，把中国国家和中国的企业分开的方法。

　　那么，中国从整体上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企业和国家软实力打分差别那么大的原因，因为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的体制，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好的赶超的体制，从长远来看，这离不开中国经济的竞争能力。

　　那么，在中国经济的条件下，企业本身的评级很微不足道。所以，我们有两个评级，一个是个体评级，一个是资质评级，那么资质评级只要你是国企，你的评级就比民企高。所以，我们评级公司原来是国企，现在变成了民企。很多的企业找我们说，你们为什么给国有企业给得高，而民营企业给得低。美国为什么把银行变成国有的，只要是国有的，马上就有信心了。全世界都是这么规定的，中国是利用了这样信用体系人们心理的变化。

　　所以，在这个里面，这虽然是中国本土的事情，但这跟全世界是有关的。在冷静时代，一个国家的战略是将军产生民族英雄，历史积累下来很多很多的将军、英雄。那么在冷战之后，世界到了和平发展的年代，那么企业家就是冷静期时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