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在中国，刚才我提到过去几年来，我也没去特别追求创新什么东西是美国没有做过的，只是我们很自然的根据需要，我们想了一些方法来做的话，自然这个就变成了一种创新。这代表什么东西呢？实际上，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市场是很大的，所以很多机会创新。

　　好像我们常常讲的词是市场的转折点，如果像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它的转折点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在中国看，四周围都是市场的转折点。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这个地方，不是发展别人的挑战方面。特别是现在金融海啸来临，所以我认为机会多过挑战，让我们把精力用在机会上面，发掘多一点的东西，度过这个金融海啸。

　　张亚勤：我先讲一下制度创新，我给一个例子。我记得是2000年的时候，我当时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做院长，但是最重要的做技术研究是吸引优秀的人才。

　　现在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了，几年前，很多的优秀人才希望得到博士后的学位。我母亲现在还问我，你怎么没有完成博士后？但是，博士后本身是外企或者是跨国企业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有一些限制，很难吸引这样的人才。

　　最后，我们和劳动人事部，花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在微软研究院做了一个试点，成立了跨国企业的博士后工作站，通过这个机制，我们吸引了400多个最优秀、一流的人才。但是，这个在美国是不存在的。我觉得，这在中国是很好的制度创新。

　　关志华：首先，技术创新需要很长的时间，我想外国的公司基本上在国内都有研发，我们的研发人员基本上都是技术人员，在这种交流上，我想很重要的是外资公司带动的一些创新。比如说用我们自己公司来说，可能用一些比较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我们跟一些东西有关系，包括护肤品，包括中国人的皮肤和外国人不一样，这里面也是需要化学的。科技本身就是可以带动很多，但是这种科技不但是我们自己一家公司，还要看这个市场。我们更希望未来的商机是我们跟国内的品牌来合作。

　　陈锦亚：他们都是高新技术，所以IT都是高薪的。我说一些低水平的话。在过去的20年我们在考虑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跨国公司在中国追求什么，到底全球在中国追求什么，中国在全球追求什么。我不能说我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理解，但是我最近老在看老子、道德经，我发现这个世界的观念转换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个观念转换妄自菲薄是不可取的，目无一切也是不行的。在科技发展中，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没有30年前搞改革和开放，我觉得30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把中国人的观念给改变了。所以，技术创新，最终的改变还是落实到中国人不要把中国看成是国中之国。

　　金岩石：观念的转变是最优的资源，而跨国公司愿意来中国，而且在这里生存得很好，他们改变了中国，而中国也适应了这个改变。中国的文化在历史的文明当中，之所以能够活到今天，就是因为中国人善变。

　　陈锦亚：不是中国人善变，而是中国人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变。我记得一个伟人说过一句话：“人们的社会存在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其实人们的意识总是落后于人们的社会发展变化，而中国人的特点是社会的变化可以接受，中国人的包容性比谁都强。

　　1000年以前和2000年以前中国的疆界和中国的民族肯定不是这样的情况，其实美国人也在学这一点，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他们也特别能够包容，所以凡是包容的国家发展都会快。你刚才说的污染等等，我觉得中国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想改变，任何变化都有正面和反面的作用，我们是怎么样扬长避短，中国是善于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而且把自己的东西变得更好，所以谁都是其乐融融在这里面，就不会发生“911”这种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