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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立平：李阳春主席这个建议非常好，我接下来再问您一个问题，下面有很多学生是珠江三角洲的，我们说到珠江三角洲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我们经常提到转型，具体转型应该如何做？

　　李阳春：目前转型有一部分是主动的，主动转型是在几年前就开始做准备了，这部分占的比例也是很高的。有一部分就是被动转型的，这种被动转型就转的非常困难，根据我现在来看，现在被动转型一个很大的来源就是这边是推，那边是拉，每个月都有很多活动，内地很多省包括新疆、东北到广东来举办的活动，甚至把红地毯都铺到飞机场，用鲜花和锣鼓来迎接我们考察团，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拉力，加上确实相对成本低一些，吸引了不少的企业过去，但事实上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这种转型，转移是非常艰难的，本身我们只是一个微笑曲线的低端，拿一些微薄的加工费，本身利润已经非常薄了，从广东转到湖南、湖北好一点，要转到更远的地方，这种物流的成本是大大增加了，物流成本增加之后，还不如在现有简单的维持可能还好一些，所以从成本的控制上也限制了他的转型。更核心的原因就是厂方可以跟着，设备可以跟着，但是管理人员不容易走，有的有家庭，已经在那里生根了，根本就不想走，所以产业转型难就难在人心的转移，所以最近我感觉我们省委省政府在提转型方面已经开始有一点转向从现有企业当中怎么样扶植，给他资金支持，让他就地来转型和发展。所以广东省内部的转移距离比较短，影响也不至于很大。

　　我想企业家都是很理性的，现在我们目前的问题就是政府的强力推动，我个人认为这种由政府来拉动转移的做法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是政府也说，省委书记汪洋说的很清楚，最终是以企业为主来转型的，所以现在我们感觉到，在提倡推动一些政策的时候，真的要很好的反思，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客观实际就不一定是对的。《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的政策制订、法律制订者不一定了解我们的国情，来出台这样一些政策，导致这么多的企业受影响，正面的效果远远比负面的效果要小很多，尽管正面还是说有很大作用，但是负面作用更大。所以在政策制订的时候，我们珠江三角洲还是要发展制造业，还是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是说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不好，只是我们不能够有这么多污染，这么多的资源消耗，怎么样改进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块需要我们很好的来研究的。不然的话广东这样的发展一下子就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取消了，搬走了，现在很多酒店都已经是你要走了，笼子空了，这样的局面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这里还是讲中国广东劳动密集型一直要走下去，同时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有一些波折，这个是急不得的，包括中国也不能急，不能一厢情愿。

　　曾立平：我想问一下黄总，这种危机虽然已经给我们带来冲击了，这种冲击还要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您所在的企业已经做了哪些准备，或者未来还有哪些打算来应对这个危机？

　　黄正朗：对于我们企业来讲相对比较简单，因为我们企业没有想做多大，没有污染，我们只要能够维持大家可以活下去，没有很高的利润，把价值链做的专而且精，在市场占有率还是不错的。确实一开始不想做假货，不如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危机对于整个两岸来讲没有那么严重，虽然外面搞了很多，本来这些供应就是过剩的，为什么要供应那么多，回过头来想一想，就是把自己的产品品质做的好一点，专一点，精一点总是会有人用的，你现在想要赚100亿，就算亏100亿，从头再来也是可以的。今天在座大部分是青年学生，在座有很多50、60岁甚至在国内历经文革的，讲起来复杂度就会很多了，我今天想说一句话，很困难，这种困难必须调整，调整每个企业有他的想法，包括整个价值链和产业链，也应该到时候企业检讨了，不检讨自己就会灭亡，这个是社会很自然的规律。

　　我今天还很高兴很多学生兴高采烈，虽然可能未来有人明年或者后年就要毕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就业环境，这个是好事，大家都那么年轻，就算是消费水平，生活水平难过一两年，但是借这个机会磨炼自己的心志，为了自己的以后20、30年才是值得的。

　　曾立平：谢谢黄总，我们刚才讨论这么多关于挑战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机遇。我想问一下李院长，机遇与挑战并存，您觉得机会在哪里？另外刚才李阳春主席提到合作的概念，您觉得两岸五地的华商到底有哪些携手共进的机会？

　　李从东：这个问题是比较难的。其实刚才两位教授和两位企业家谈的时候，在谈问题的同时实际上也都展现了机遇的一面，光明的一面，我感觉对于企业来讲，对于我们现在的珠江三角洲的这些制造企业来讲，现在的机遇有这么几条，如果死掉就没有机会了，我们是说现在如果能撑下来，能活得过来的企业面临一些机会：

　　第一，这正好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正好是一个调蓄体力的时间，正好是重新审视自己的愿景，审视企业战略的时机，对于任何企业来说，都不可能总是处在高速运动状态，高速发展状态，试想一个企业一个人总是处在剧烈运动中，我们是没有可能去调整我们心态，调整我们步伐的。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这种大环境的恶化，给我们这些正在苦苦撑下来的企业一个喘息的机会，调整的机会。这个对于企业来说是他们面临的一个机遇。

　　第二，对于政府来说也是一个机遇，政府过去可能沉浸在珠江三角洲，沉浸在广东省连年经济增长，连年财政收入上升，每一次都是坐全国头把交椅的欣喜之中，政府部门缺少这种危机感，忧患意识，这一次调整了，过冬天了，这样的话也给我们政府部门一个改善公共管理，改善政府管理的机遇。

　　第三，有人跟我讲，对于我们管理学院来讲也是机遇，我不知道这两种说法应该信哪一个，等一下请黄总帮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一部分人说经济好的时候管理学院肯定是发展了，因为经济好的时候，对于管理人才的需求是旺盛的，我刚才听到黄总在讲让你们休息两三年的时候，有些同学在下面有一点点不安，经济好的时候还有一条，企业比较有钱，有钱的时候都要往学校里面送，我还是重视教育的，重视知识的，重视人才的，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经济不好的时候对管理学院来说是机会，为什么？没有事情做，既然从科长当不了经理，怎么办？到学校读MBA，我们去充电，这样的话对于管理学院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我不知道该信哪一个？一方面忧国忧民想关心一下企业的机遇在哪里，整个广东省的机遇在哪里，本位一点来讲我更关心管理学院的机遇在哪里，请黄总讲一下。

　　黄正朗：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经济好的时候必须要做创新，管理是需要创新的，经济不好的时候，管理学院也是一个机会。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工作中很多人都是八小时，朝九晚五，就算整理一个文件订书机订下去正常就是这样订的，如果这么有空的时候，把它订下去，订书机有一个针压下去，不然的话手碰上去就断。所以时间不是永远不够用的，经济不好的时候内修，要学习的东西还非常多，所以不管经济是否好，对管理学院都是机会，有人可以把简单复杂化，有人可以把复杂简单化，就看你怎么想。

　　曾立平：我想问一下李阳春主席，您刚才说携手的问题，是否可以详细讲一下，我们怎么样携手？

　　李阳春：我们管理学院这次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院长确实很有责任心和责任感，我作为暨南大学的一员确实希望暨南大学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怎么样来来扛起这个旗，为了宏扬和培育华商文化，也培养具有全球眼光的华人企业家。我看到人家讲李嘉诚是播种思想收获行为，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又收获信任，播种信任又收获命运，这个就说明我们企业家要通过一些渠道的培训。现在这种培训的产业特别发达，我们看到机场里面有中山大学EMBA广告的灯箱做的非常漂亮，我们希望怎么样通过我们大量的努力能够把暨南大学这个品牌做起来。我再讲一下企业机遇，广东的企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走出去，去买美国便宜的房地产，有些可以选择去美国看一看，这个是走出去的一个机会。

　　第二个机会就是创造我们自己品牌的机会，我们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来培养内功，提升自己。

　　第三个机会就是更多来关注农村，如果我们未来30年在哪里可以淘到更多的金，就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将来在农村可以成立很多产业化公司，这种机会我劝各位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关注农村，一个学生也好，一个企业家包括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够关注农村，关注农村市场，是永远没有办法在中国这个土地上使自己的事做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大陆就和台湾在农业产业方面可以很好的合作，台商也有很多在珠江三角洲搞农业的产业，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学校做一些努力，包括我们商会组织企业家到台湾学习、考察，从这个来做起。

　　还有一条可以做的就是两岸设立青年创业计划，我们要推广华人青年创业计划，暨南大学的同学应该在人才规划上怎么样学会将来立志当好一个老板，成为李嘉诚式的企业家，这个才是我们商学院、管理学院未来的希望所在，大家一起来努力，我相信从一点一滴做起。谢谢。

　　曾立平：谢谢李主席。我问一下谭教授，您怎么看待危机中的机会？

　　谭劲松：我觉得能看到主要有两点，在讲之前我给大家介绍学术界的争论，哈佛大学有一个印度人，这两年学术当中都是我负责，他最近这几年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他跟大陆一位著名学者黄亚盛写过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他们提到挑战中国出口外向型经济模式，认为中国这种经济模式遇到很大的困难，从长远来讲印度更有可能成为强大的国家，超越中国。

　　目前我看到的事实并不太认同他的观点，所以我想把这个印度人请过去跟他辩论一下。我觉得中国和印度有一条，中国比印度做的好就是基础设施投资，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而且吸引外资首先基础设施要足够好，公路、铁路、电信、银行，否则交易成本很高，我比较欣慰的一件事情从外面看，我们国家最近这些年有一项做的比较好，在经济高速发展，而且财政收入比较好，外汇储备比较多的情况下，又花了很多的投资来改善基础设施，因为要吸引外资这个是很重要的条件，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外部环境不好，而我们现在虽然赔了几千亿，但是大部分钱还是没有损失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大量投资基础设施，然后为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相关的就是创新，这种东西实际上跟我需要讲的第二个商机有关，大力度开拓本土市场，看过波特90年那本书《国家竞争力—钻石模型》，其中国家要想培育出有竞争力的产业还有国家竞争力的时候，国内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全世界能有这样条件的不多，但是中国有，有一个很强大的本土市场。尤其在这种国际市场不好的时候，中国应该利用大量外汇储备而且很坚挺的人民币，第一投资基础设施，第二改善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水平，特别是让广大农村，我感觉大部分内地还有农村并没有真正充分享受到这30年改革的成果，他们一直在为改革付出代价，但是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成果。

　　这些事放在一起，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是一种财政政策，因为政府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学有一个乘数效应，这样的投资最终会很快刺激本土经济，刚才讲的品牌无非就是一个产品出了之后，很多人去买，都认识这个品牌，我觉得中国的企业不要一直想在国外打出什么品牌，打出中国这个市场，真正占领这个市场，能够替代出口，本身就够一些企业吃了，中国本土的企业完全具备支持自己民族产业的能力，而且具备支持品牌的能力，没有做成不是外部原因，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包括企业自己的软件，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消费者。

　　大家感兴趣看一下韩国发展的路径，和他们国家的政策、企业战略有关，但是我觉得他们消费者为了支持他们自己的民族产业和民族品牌，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我想在这里，每个人即使没有工作，不是企业的老板，最少我们是一个消费者，是一个公民，如果大家这样思考的话，现在确实是很大的商机，这么大的外汇储备，基本上还比较稳定的金融体系，内部市场没有受到什么冲击，而且人民币又这么坚挺，这是一个开拓市场很好的时机。前面几个嘉宾讲的非常好，把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我们一直意识这个市场的重要，拿市场换技术，不要把市场来吸引外资，用市场来改变自己的民族品牌，当今在中国最有名的国际跨国公司，有很多是中国市场成就他们的，爱立信、诺基亚、三星，在他们进入中国市场之前，他们的业务组合是多大，然后再看一下进入中国以后，这几个电子产品行业的外国公司，如果你有好奇心的话去研究一下，从相当程度上是中国消费者、中国的市场成就了这些品牌，为什么不能成就自己的民族品牌？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

　　曾立平：古教授您是否有补充谭教授的说法呢？

　　古思明：台湾也经历过所谓的痛苦产业升级，当时很多台商跑到大陆来，台湾一时空了，政府其实也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政府鼓励企业界做研发，类似像这些政策可以推行的。我知道像东莞市政府拿出70亿人民币让东莞市企业转型，可以向政府提出计划来做资助，东莞这样协助境内的企业转型，这个是非常具体的措施，相关的单位都可以考虑这种做法。

　　大家都谈到机会是什么，危机是什么。有时候我看中国内地人是蛮幸运的，台湾走到今天花了很多时间，我们是一步一步走的，农业走到轻工业，轻工业之后是否要做重工业，后来说不要就做电子业，电子业从做电子手表开始，每个可以赚几毛，卡片打开会唱歌，慢慢累积一点所谓的外汇一直到今天，到90年代进入了IT产业，网络产业，这个过程跟大批制造业的台商到大陆和海外投资，台湾空洞化，这中间积极浮现服务业，服务业来填补这个空。前年还在谈大陆的劳动人口只有30%，进入这个行业，一年之后大概2006、2007年跳到42%，GDP42%来自于所谓服务业的贡献，这个世界市场是慢慢逐步发展起来的，我个人觉得在金融危机下，迫使大陆步伐走的非常快，虽然在这个链条里面什么都有，有制造、服务等等，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机会是非常多的。

　　我刚才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台湾发展的过程，也有很多走了错的路，这个经验不一定能够由大陆的产业来借鉴，但是大家互相交流和学习，过去台湾走了这条路，我们有很多假的产品，台湾是怎么走过来的，彼此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可以把这些事情拿出来谈一下，毕竟这个是30、40年的事我们还记得。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危机下，大陆的急速发展，原来大家要花很多时间，现在可能花不到一半时间就做好了。你就会开始问，我吃饭的时候还是吃饭吗？还是现在要吃一点面吃一点别的，开始自己消费行为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就会提供更多的消费机会，内需的市场会非常的充足。

　　回到刚才谭教授讲的，台湾人讲一分钱一分货，绝对不可能用很少的钱买到质量很好的东西，台湾人一直没有这种想法，要用好东西就要花比较多的钱，这样的话才可以支持产业愿意往比较高的素质走，如果我们国民和人民没有这种想法，社会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台湾也是经历过这些事情的。如果这个自信心没有起来，社会诈骗问题还是层出不穷的，绝对不会消失，五年之后我们坐在这里还是在讨论类似的事情，不管这个事情发生在台湾、香港或者大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经济不好的时候就是投资自己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慢下来调整转型。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影响到全球所有的企业，所以全球的政府和机构现在都坐下来大家共同来讨论一个解决之道，那个以后就会留下来变成世界新的规范，我估计中国会在这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大家的民族自信心会越来越高，同时自己每天生活所用的东西就会开始有一个质量的要求，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就会正向。我是在鼓励你们消费，其实是希望你能够多消费。可能这个毛巾买一条就好了，不会说想买一条比较好的毛巾，西装买一套，怎么不会想我来买一套比较好的，就会慢慢进入较高的消费水平，这个社会才是正常的，所有的人都在买很劣质的西装，低价的鞋子，这样的话我们的企业就没有机会。所以我相信在世界市场进入之后，很快有一些有钱或者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消费者会带动将来的工厂，那个时候会风起云涌，会让更多的空间产生，大家的机会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