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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站在全世界，站在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纵向看1950年代日本曾经也出过毒牛奶的事件，横向看美国，我们今天上午还在讨论，我们是在蛋白质问题上造假，安然是在数字报表上造假，不管造什么假都是一个假字。这里面讨论到整个社会的道德感的重建，社会诚信的重建问题，今天上午有一位教授，专门讲企业伦理，我们在商学教育里面，华商的管理教育里面我想以后这一门课程是不能缺的，伦理、道德、社会责任，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要从供应链角度来看，刚才给我们黄总提了价值链的问题，我们现在换另外一个角度看供应链，实际上有很多问题的发生不是哪一个企业出了问题，是这条链条出了问题。比如说这次鸡蛋的问题，这个公司是一脸的无辜，鸡蛋是密闭的，有鸡蛋壳包住，你们吃鸡蛋的时候还需要供应商保障一下鸡蛋里面蛋白质含量多少吗？不需要，我有什么必要去把三聚氰胺注入到鸡蛋里面？这个问题很显然是供应链的问题，他们有没有责任，有责任，但是属于我们要层层设防，不计检验成本。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生产的社会化问题就倒退回了17世纪，不是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做生意做成这样，生意没有办法做了，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去建好一条供应链，怎么去管好一条供应链，怎么去改变华商管理过去那种个和个之间的竞争，转变到链和链的竞争，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我再简要总结一下我的话，第一，伦理、道德、社会责任整个全社会的诚信系统的建立问题；第二，要从个别企业上升到整个供应链的角度来考虑。谢谢。

　　曾立平：谢谢李院长，我想问一下谭劲松教授，刚才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谭劲松：2005年夏天美国国务院组织一个讨论会，也请我去参加，我当时讲了一句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讲到中国经济，谈了很多很好的迹象，非常值得高兴的迹象，那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企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其中我提到现在中国的血汗工厂，资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对劳工权利的侵犯，还有诚信问题，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中国的信誉破坏了以后，在全球哪怕要挪半步也要搬一座山。在座的学经济和管理一定都知道，囚犯定理，在一个大家都遵守的规则诚信环境里面，谁要去作弊，谁得到最多，如果每个企业，每个个人都用这么一种心态，整个环境就会很快的恶化，也就是说这一池水很快就会被污染，这个时候大家一起开始承担代价。这点我很同意李院长的观点，下一步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诚信问题是很重要的，有一些话后面时间多我可以继续讨论，有时候也在思考跟华人文化是否有关系，刚才我讲到华人文化的一些优点，我们研究文化的人过去很多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把东亚文化很多当成集体主义的文化，我最近这几年提出过一些想法，东亚的这些国家问题有一些是集体主义文化，西方大家都认为是个体主义文化，但是中国的文化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文化？我个人认为不是集体主义，中国人是个人主义很重的国家，但是跟西方又不一样，是一种团体的个人主义，在自己的团体里面，圈子里面非常集体主义，但是对外非常个人主义，这种心态涉及到人际交往，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交往，企业和社会的交易来讲，就有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在北美、美国和加拿大都有这个问题，有时间我们再展开讨论。

　　实际上华人这些企业在北美成长也有这样的问题，只不过有一些地方由于法律制度环境比较规范，总有一个底线，比如说食品还是不敢这样搞的，这种一砸掉之后就完了。所以这个是我05年提出来的，最近在加拿大华人采访再次提到这个问题，如果信誉环境破坏以后，要往前移半步就像搬一座山，所以华人企业真正从低附加值血汗工厂的模式提升到高附加值的模式的话，信誉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必须得建立消费者对你产品，对你企业的信心。

　　曾立平：谢谢谭教授，刚才李院长说了价值链的竞争，其实链与链之间的竞争，好多企业都意识到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做的不好，您是否可以给他们提一些建议？

　　李从东：既然他意识到了，为什么不去做，我们先撇开政府应该作为的一些事情，就商论商，就企业论企业。如果这个企业认识到他的饲料被三聚氰胺污染，他不管，就是社会道德沦丧，否则我找不到别的解释。如果知道自己在吃毒药，还要接着吃下去，就是在自杀。

　　曾立平：您说的是这个样子，刚才讲的是食品的企业，比如说其他制造性企业，也意识到价值链的竞争，是做不到，他们怎么样可以做的更好？

　　谭劲松：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食品只是因为这次很极端，出了人命了。但是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造成的损失远远超出食品行业，举一个例子，让我觉得非常痛心也非常痛恨的例子，就是今年汶川地震。每次讲这件事情很动感情，因为倒塌的都是学校，都是孩子，是不是搞建筑的企业没有诚信，一层一层的贪污受贿把成本抬很高还要赚钱怎么办？只能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这和消费品出现问题是一样的。

　　一是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成为下一步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一个就是制度的环境，企业违反社会公德、社会道德做的一些事情，很大程度就像走私一样，走私就是一种投机，抓不着就占便宜了，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海关查走私、偷税，查出以后是狠狠的罚，罚几倍，这样才可以让你在作弊的时候小心一点。比较东西方的文化，中国人过多的强调个人道德，而西方更重要的通过制度环境来约束比较不好的那一面，然后让你发挥好的那一面，所以我同意李院长一些观点，有一些错误是可以犯的，有一些错误犯的话就是要把你整个毁掉。包括奶粉出了人命问题就可以判死刑，让他下次再做的时候三思而后行。

　　李从东：从供应链再回到价值链，我们在价值链又出了问题，比如说三鹿奶粉事件，这个事件除了我们说这里面供应链上的每个环节要自律以外，我们有没有想过社会给了他们什么保障，农民养牛来供奶，然后奶商一层一层压价，压得他没有利润，不得不加水，加水蛋白质不够，怎么办？只好加三聚氰胺。为什么要压他的价，为什么不给他活路和生存空间，每一级企业要给他生存空间，要让他赚到应得的利润，这个价值链要让他有价值，没有价值还能叫作价值链吗？刚才谭教授讲汶川建筑，也是一样的，我们工程是招标投标，招标投标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尺度是价格，我们管理学院大楼怎么发出去的标，别的东西都不讲，谁的价格最低，价格低拿下来，拿下来一个低价格的标，我不干，把合同一转，就转包，一层一层转完了，然后再分包，最后把最上面的那一层油都撇走了，剩下渣还要保住自己有饭吃，用什么办法？我刚才讲的核心意思，除了要求他自律，要求他有社会责任感以外，我们是不是也要社会给他一个保障，给他一个基本的盈利空间，给他一个价值空间。

　　谭劲松：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一直在犹豫这句话是否该说，中国人都是比较好面子，喜欢说好听的，因为李院长起了一个头，你点火我给你加油。李院长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是企业生态环境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跟我们华人有一些文化是有关的，比如说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砍价，谁也不让谁好赚钱，都要砍，最后总得赚，这个问题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有存在，什么都砍价，这件事情不要小看，这个对华人的影响是非常有害的，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砍价的，有一些是不可以的，国外商店是没有砍价的，买车、房子可以砍一点，但也有一定规则，买房子几十万不能按几百元，几千元去杀，卖房子的经纪人在美国当初基本上是6%手续费，在华人圈子里面，在多伦多华人圈子里面手续费低到1.5%，因为这种手续费是卖方付的，实际上恶性竞争经纪商们不要钱就是为了业绩也要做，最后他付出辛苦，应该赚这份钱你不让他赚怎么办？他服务商给你打折扣，或者从别的地方去拿回扣，基本代理的风险。这些都有你不让我好好赚钱，最后我就不让你好好赚钱，还要大家逃税，一层一层逃税，在美国和加拿大华人圈子里面，说老实话有一个原则，华人企业在国外都不容易，中国人生意只要你守信誉，服务好，我能让中国人赚尽量让中国人赚，但是有一些是看不下去，买一个东西三个价格，现金是最低的，个人支票是第二高，然后收信用卡是最高的，对于顾客来讲同一个东西三个价格，本身就是不信任的感觉，就是为了偷税。

　　回到华商的问题，加工企业有它的长处，包括企业连带支持在创业期间，很艰苦的环境下，这种模式有它的好处，他们承受风险能力强，但是不适合增长，因为如果都是这样子做生意的话，一定有太多的秘密，只能交给最信任的人去做，这个就形成加工企业没有办法相信外人，从一个家族性创业型的企业变成一个专业管理型的大公司，必须得要转到经理人。加拿大最高税是46%，如果偷掉这些税就是利润，这样想的话都去偷税，以偷税作为牟利的话怎么可能做大，因为秘密太多了。所以在大的华人圈子里面，都形成价值链生态圈子，我刚才讲的起了一个头，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华人圈子里面还是有华人的生意，因为华人比较保守，所以受经济影响稍微小一点，还有生意可做这是一个好处。但是没有办法增长，做大。

　　国内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讲保护知识产权，微软这些公司人家辛辛苦苦开发出来的软件，中国人创新能力也是很强的，可是软件业这次“黑屏事件”为什么中国出不来，过去有公司曾经可以做出来，但是你都不让他赚钱，辛辛苦苦几年投资出来一个产品，大家都去盗版，让人家没有钱可以赚，如果消费者都要贪便宜的话，只配受微软这种惩罚，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意去支持自己的产业，不让人家好好赚钱，这个是整个生态环境，光靠工厂是不行的，要靠消费者去支持。

　　曾立平：华商应该更多一些合作共赢的理念。下一个问题，我问一下古教授，虽然您在台湾，但是台湾跟大陆宏观经济形势还是不一样的，我想请您给台湾和港澳、东南亚华商企业支一下招，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大家怎么样应对这种挑战？

　　古思明：我还是先谈一下三鹿的问题，这种事情不会消失的，再多好的自律，只要消费者不支持，任何时代都会出现，所以不要难过，台湾也会，日本也会，台湾会有假酒事件。重点是事情出来以后，主管机关几天查到了，给人们一个交代，这个是很好的，台湾也多次出现这样的问题，都是很迅速立即抓到所谓管道，然后扶正，之后还会再出现。所以总是有一个机构能够随时去挖，速度非常快，台湾目前在类似食品这种东西，一出现问题就是蔓延，报纸一报道台湾新闻24小时的就是一件事情一直报道，所以一个事情你不会不知道，每个人都会知道，每个人都会以为自己是受害者，这种蔓延非常快，所以当信息传递非常快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现象。

　　目前整个台湾在食品类里面就会做生产履历，一头猪从娘胎开始没有名字以后就有身份证，但是耳朵里面有一个晶片，鱼也是一样，晶片种在鱼的腮里面，开始养活就知道是哪家的鱼在那边待几年吃什么饲料，由运输公司把它运到我这个餐厅后，有一个吃了以后拉肚子，去主管机关说，马上一查原来是在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马上就可以平息这个事件。这个可以是用科技来弥补的，不敢说完全。所以政府和科技机构肯定可以帮我们净化食品环境的。

　　主持人给我提的问题非常难，像台湾、香港、澳门等等，都会因为万一中国大陆经济不景气我们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逃也无处可逃，要怎么办？这个时候只能够走回老路，就是台湾要想办法扩大内需，要引起人们的信任。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台湾对大陆所谓的出口有400多亿美金，这么庞大的数字如果去了一半不知道我们怎么办。澳门非常小，可是估计我们一天大陆就要去几十万人，如果有一天大陆的人不去赌博，澳门赌博就完了，就会影响非常多的层面。所以对经济体比较小的国家是非常困难的，很难去逃避。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要避免我个人估计就是靠政府是最大的保障，其他的企业我个人建议不要当出头鸟，在看不太清楚，不要盲目的扩大投资，作为一个出头鸟在这个时候恐怕不会是一个相当好的策略。

　　曾立平：谢谢古院长，我问一下李阳春主席，其实珠江三角洲尽管这么多企业受到冲击，也有一些企业做的非常好，在危机中抓住机会，原来有些定单是小企业做的，在危机中小企业死掉了，反而落到他手里，真正做到了未雨绸缪。我希望您能给大家分享一两个好的案例，给别的企业一些启发。

　　李阳春：珠江三角洲这块广东商业文化还是很理性的，很务实的，我看到在深圳有很多从事高科技的企业做的非常好，我前面讲的比亚迪这个道路就是开始从跟日本人代理接定单来生产电池，然后过了若干年，日本的企业不再生产电池，因为成本提高了，就变成比亚迪完全自己生产，自己生产以后市场占有率非常大，就变成现在自己自有知识产权来研发，有非常好的研发中心而且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再转型做汽车制造，也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像这样的企业就是非常典型的。

　　另外我这次去汕头有一家化妆品企业叫拉芳，到今年只有九年的时间，有非常现代化的工厂，生产专门为男士、女士护发的产品，现在已经有四个品牌了，完全打自己的品牌，首先是拉芳产品，还有雨洁、冰纯等等，在品牌打造上花了很多的心思。我讲的意思就是珠江三角洲的民营企业，更不用说像华为这样的企业，研发的投入在企业里面应该讲是所有民营企业当中比例最高的，所以通过这个事情我感觉到珠江三角洲在这样一个危机面前，我们怎么样来重振雄风，我们一定要来发展先进制造业，发展现代服务业，这个是我们具备的条件。

　　实际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企业的经营环境还是比较恶化，是比较严峻的，我们没有给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提供非常宽松的成长环境，价值链也好，供应链也好，核心是资金链，很多民营企业没有现金流，靠自己的积累来发展，贷款又贷不到，资金链是导致很多企业跨掉的根本原因。最近像几家公司在经营上盲目扩张，除了外部环境以外，这边在接大量定单，那边有很大的工业园，同样也招很多工，一旦美国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虽然引进但是没有钱，资金链就断掉了，湛江糖厂老板也是因为资金链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政府如何来为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包括香港也有这个问题，香港政府也在采取这个措施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的困难。前面几位嘉宾讲过，与其说在当前金融危机情况下，影响到实体经济，更不如说我们现在是确实需要重建我们企业的商业道德，在这块应该站在战略的角度来加以重视，否则再采取在座的措施，中小企业乃至中国的经济都没有办法来达到应有的国际高度或者国际声誉，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反复来呼吁的。另外一个对于整个企业发展，制度环境的建设，是迫在眉睫的，刻不容缓的。我们现在这么多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整个的制度设计没有把农民的利益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有时候忽略了农民的利益，包括土地也好，农产品价格也好，包括改革开放这么长时间，我们仍然忽略了农民的利益，也忽略了农民工的利益，所以今后在制度上从一开始特别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应该都在这方面怎么样改好制度设计。

　　还有政府在这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政府在监管方面，一定要看到市场本身就是不规范的，市场是有很多欺诈行为的，要从这样的角度来设计我们的一些政策。再一个我提一个想法，讲到华商文化，我觉得在面临这样问题，包括大陆、香港和台湾现在是不可分离了，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大中华共同市场也好，两岸五地企业家政界来共同探讨建立一个共同市场，然后想办法做一个梦来催生中国元，第三步就是发展创造条件，发展亚元，也要走这个道路，没有这样一个大中华整个一体化的联合，中国的企业要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占一个高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