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要造汽车，到四川北洋买了一个汽车厂，是德阳监狱里的汽车厂。我们说，我们拿现金，在这里建厂，后来搞好了。后来这个监狱里的人，进进出出，很不方便。卖零件的人来了，要搞手续，很麻烦。我说这个监狱别搞了，把股份卖给我，这个厂我弄到浙江去。那个监狱长不答应。后来灾难发生了，现在我把股份买来，从四川迁到临海，这个迁的过程太难了。国家机械工业局、浙江省机械厅等等，这么多的公章要去盖印，好不容易移到了临海。可是移过去，客车不能随便生产。那时候有人给我起个名字，叫“英雄气短”。后来我们上公告，拿产品照片去上公告。说不行，说你这是什么？您开玩笑，您造这样的车？我说怎么了？你造这样的车，一汽二汽怎么办？不行。我说那怎么样才行？他说你要造就卖到农村去。后来我回来了，我造这个车，就搞得脏一点，弄得粗糙一点，拍照片，我说行了吧？他说行。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发展到今天。所以这板上的每个字，对我来讲都太熟悉了。

　　我们的学校，到去年浙江省政府才批给我们，“浙江汽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属于大专的。我们到北京，搞了一个大学，“北京吉利大学”。现在吉利从人才的培养讲，有技师技工培养，有中专、大专，有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培养。现在都有了。我们现在学生很多了，在校的有5、6万。

　　通过人才的培养，就形成了一个吉利文化。我们的想法，通过学校就可以进行贯彻。我们在清华、北大招了很多学生，他们毕业以后都要当管理干部，我说先把活干好。没办法，我就下决心自己搞大学。吉利大学的学生，考试的分数都比较少。但他们动手的能力、干活的精神、自我认识的水平都比较高。包括吉利大学的运动会，我看他们跑得很来劲的。学生这种拼搏的精神有了。现在我们的教材，都自己编了，其中有一个“做人之道”，我亲自写，让他们去学做人的问题。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就知道这个社会要想活下来是不容易的，要想发展也是不容易的。 并不是说大学毕业了，一路鲜花掌声，听不到掌声就没有信心。现在我们在人才的培养、培训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培养人，然后是创新。有人说，创新就是冒风险。楼都是一层一层盖起来的。从一层变成二层、三层，这本身就是一个创新，一点一点上去的。企业必须要有创新氛围。

　　我再讲下去，严重破坏了大会纪律。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

　　主持人：刚才夏总直捣鼓，说找人找对了，因为您把一生的故事都讲了。

　　李书福：我点一个最大的，柳总。

　　柳传志：这么多人有故事讲，我把机会让给别人，王志东。

　　王志东：谢谢柳总！我刚才在底下想，到底该讲些什么。因为我的故事，互联网上已经透露得差不多了。而且讲故事，要讲得生动得非常小心。有一次我跟曾子墨讲故事，我把一个看到的笑话装到自己头上，说美国有一个第一大道，结果她把这写到书上去了。到现在为止有好多人见我就说“第一大道”。怎样讲一些外面透露比较少的，又符合这上面的故事？这上面的词，可以讲的有很多，比如“互联网”、“IPO”、“郁闷”。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际化的故事。

　　我真正接触“国际化”，是1996年左右。1996年初我第一次去美国参加一个投资会议。在1995年的时候，我就想公司必须找风险投资。最后找到上海的一个朋友，聘请他做我们的投资顾问，做我们投资顾问的目的就是进行风险投资。风险投资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实现国际化的过程。国际化难，到底难在哪儿呢？我们因为要做风险投资，我第一次见冯波的时候，是在1995年7月份。当时，见冯波之前，我通过一个朋友的朋友介绍，见了摩根史丹利的一个人，叫弗兰克，他跟我谈的同时，正在做摩根士丹利的上市，在硅谷非常有名。因为他是一个老外，我的英文又讲得很糟糕，后来我请了一个好朋友。我对美国不熟悉，不会开车，英文也不好，美国的各种风俗都不知道，所以我请这个朋友，他问我去美国干嘛，我说我约了摩根史丹利的谁。我请他去，他欣然同意，一起去了。那次见面，我跟弗兰克说我请我的朋友做翻译。后来我发现，我说一句我的朋友能翻译成三到五句，最后弗兰克听主要是听他讲，而不是听我讲。后来我见冯波，发现冯波总是说中关村不够国际化，所以他从美国回来以后把助手、分析师马克介绍过来，说帮我整理商业计划。于是，这个人就到我们公司来了。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比较近距离的接触一个老外，而且是华尔街长大的一个纯种白人。他父母都是在华尔街，父亲做并购，母亲做基金的。我跟他接触的过程中发现，我和他们的想法、整个概念有相当大的不同。不同是在哪儿呢？我讲几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