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颖：这里有一个问题，美国是因为爆发很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才救市，中国为什么还倡导救市呢？我想中国有很多人建议不太一样，尤其中国看的见的手很厉害，我想请台上的嘉宾谁有对目前的政策救市，特别是以直接入场干预救市方法有不同意见的发表一下。

　　潘向东：首先刚才龚博士对国际方面的评论特别是对美国、欧洲、日本的看法我都非常赞同，美国它能够把风险转移，而且目前世界上也找不出一个经济体取代美国。

　　第二个看法，讲到A股的时候，我没有那么乐观，为什么呢？我觉得你要救中国的股市，更多的要救中国的经济，关键问题是现在中国经济最坏的状况出来没有？还没有，最坏的状况没出来，这时候说A股见底了为时尚早。第一外需金融危机可能全球性衰退，最近我们的外需打击非常大，别看是出口部门，会向上传导。大家看内需能不能转型，拉动内需的两大行业，第一是地产，第二是汽车这占我们内需的大部分。这两方面起来不了怎么拉动内需呢？内需外需都往下走，一步步传导就知道经济体怎样了。

　　当然我觉得国家没有一套系统的对企业降税的措施，除非分税转型，在山东省已经试行几年了，按照增值税可能测算下来能够减到两千亿左右。对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影响，其他我个人觉得还是看不到方向。因为在宏观这方面看不到方向，你说A股见底了，还是有点为时尚早。

　　任若恩：因为刚才谈美国的股市是不是Over，欧洲和美国到底谁能挺过去类似的问题。刚才更多的问题集中在短期上，我为这个会稍微准备一些材料，我从长期讲一点。

　　现在大家知道美国更热闹的事是在总统大选，这被金融的事情掩盖了，现在关于总统大选的故事很多，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在91年的时候，老布什跟克林顿竞选，当时美国也进入衰退的门口，我在观察大选，当时媒体讨论的问题也是哪个总统上来能把美国从衰退中拉出来，后来MIT有个经济学家开了一个研讨会，是哪天出结果应该是11月3号，研讨会的内容是证明谁上去当总统，都不重要，因为美国的问题不是谁当总统。真正的问题是投资太少，背后的问题是储蓄太少。我们最近做过一个中美的居民储蓄率的比较，这个比较中文版今年发表，英文很快会发表，国际上基本接受我们的结果。如果你观察居民户的储蓄美国可支配收入是略大于4，而中国是22.6，这两个数字我觉得说明了美国的深层次根源，就是储蓄太少，把可支配收入，消费95%以上。反过来说，中国储蓄率是不是太高了，因为我们在做调整的时候必须把社保一些因素调整掉，22.6实际上是一个在中国这个状态下非常好的，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试图论证中国的储蓄率太高了我一直不太接受，中国储蓄率高，能够使中国投资比较多恰恰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的基础的根源，而绝对不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如果谈发展模式的话，我们谈了太多中国发展的模式问题，其实现在是美国发展经济的模式出了问题，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储蓄太少。由于储蓄太少，所以用金融工具使得他用别人的钱和未来的钱解决当前的问题，谢谢！

　　于颖：对于美国的情况，美国这样救市，大家知道有122个经济学家反对，反对理由是把传统经济理论破坏了，你的道德风险，特别是公平性，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先挑战一下宋国青教授，据我所知，是市场化推动者。您觉得美国市场经济价值体系破坏的做法对不对？

　　宋国青：现在不能讨论了，要先把规则定好，那时候讨论要不要怎样，现在大家利益都在里面了，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利益相互分配的问题。这时候不能有一个公正的立场，我想这些问题到下一次股票市场基本稳定的时间，有明显救市的理由，再好好讨论定一个规则。现在讨论没办理，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你要追历史的帐，股市现在是发展期，一会房子过热等等，人民日报等等有的是直接，有的间接都参与这么长了，这时候说不救，肯定有麻烦。实在很难做出判断，等稳定的时候再说吧。

　　于颖：我理解，骨子里是反对这么做的，但怕得罪股民，你们爱怎样怎样，秋后算帐，大概是这个意思。先说美国，美国包括英国，临时采取强制性措施，比赛，比比一看都输了，要完蛋了，双方都输了，最后要改变比赛规则，也许是被迫的。但对市场经济公平性，道德风险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想最后给在座嘉宾一个机会，你们对这个问题怎么评价，为普通老百姓，为年薪上千万美元的金融大佬买单你平衡不平衡，不这么做那你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