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工商银行会怎么办呢？我们还会把自己的口袋攥得紧紧的，花每一分钱都要非常谨慎，作为商业银行，我们不赞成去抄底，我们还是着眼于做战略的投资，而不着眼于做财务的投资。

　　CUTMORE：我还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我希望能给我们一个回答。我想举一些极端的例子，我的一些中国商务方面的朋友，对于有些在西方的双重标准很不满意。有时候谈到业务，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障碍，有时候你很难获得一些利益，外国投资者在中国会受到一些影响。我想问一下，对中国主权的债务还没有产生影响，姜行长，有的国家不愿意出售他们的资产，比如说法国有的公司是一个战略资产，您认为我们在这方面能不能有一些变化呢？比如说政府对外国投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不管是来自中国还是来自其他的地方？

　　姜建清：我想，每个国家都有它的法律，它在法律的范畴内，外国公司进行投资的时候肯定会允许，当然如果法律有新制的部门，外国的投资在这些方面变得就比较困难。我想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包括在各国多边和双边的谈判进一步的深入，我想在彼此投资方面的限制会越来越少。我们很高兴，你看，最近在美国，我们在美国的一个机构就得到了批准，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好的迹象。

　　ENDERS：我想说两句，我也经常想这个问题，危机改变了人们的一些看法，对外国的一些资金或者西方的接受程度，在美国MANDELSON也可以这么说，在很多观点我们完全同意，特别是机会在哪里？特别是在欧盟之内，我们看到了一些变化，坦率的说，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基金敲了我们的门，在航空业、在欧洲、在美国等等，他们的反应并不是非常友好和热情的。我们有这样的假设，未来的时间了，我们需要有很多的钱为工业项目提供资金，这个钱到底来自于哪儿？我们是一些主权资金，我们看到了一些主要的国家，欧洲国家、美国包括还有其他的国家，他们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们觉得把基金提供给这些公司，这些公司也希望说服政府，让我们更加开放，对于主权基金和其他的资金打开门户，你刚才问我问题我很胆小，现在我想鼓起勇气来说，

　　我想预测，是的，我们要看到大的变化，我们要接受一些股权基金，当然要有很清晰的监管条例。当然，在欧盟的水平上也好，或者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也好，我们希望看到人们更好的接受这些股权基金，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像一些专家预测的那样，我们希望不要十年了，希望快一点儿解决这个危机。我们认为两个必要性，

　　津巴布韦记者：我认为有两个教训应该学到，现在有全球金融危机，第一个教训是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这个做法必须要改变，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在政府的市场作用方面有那些变化。第二个我们必须从国立治理转向全球的治理，因为我们除非界定一些建立各国协调的处理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这样做我们会影响国家的主权，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来做这样的变化，来满足全球的主权。

　　ROACH：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牺牲国家的主权来满足全球的主权。美国谈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和经济之间的互动等等，我们必须要学到一些重要的教训，有一些教训和监管条例还有一些监督等等痛苦的教训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这样，在华尔街上就是这样，我们谈到了很多教训，但是有一点我要强调，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下，中央银行起的作用，特别是美国中央银行的作用，美国一开始的时候失败了，没有讲究风险管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没有采取风险管理，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把风险的价格定价过低了，特别是在美国尤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