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TMORE：现在看到，过去一种轻度的监管环境使金融系统受到了损害，比如说银行拿了更多的别人的钱，你们觉得现在是不是需要给多更多的改变，比如说金融机构的成功，他们要求有什么样的监管方式，或者说这是政治家的错误，他们很容易被别人劝说，来让这些事情发生呢？我们应该改变政客还是改变商业领导的做法呢？

　　MANDELSON：我们必须要改变这种方式，商业领袖、金融机构的管理人必须要理解，这种风险的管理必须要加强，必须更加精巧、聪明的进行监管这些体制、风险的评估、管理，必须要正确的进行。同时我们必须还要建立一些预警系统和各种管理系统，各种警报灯不断的闪亮，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出了毛病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在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候集合起来作出正确的反应。在我看来，并不是说市场基本上错了，也不是说全球化错了，实际上是说风险，我们要更好的管理风险，我们大家并不是与世隔绝，如果我们完全与世隔绝，与世界经济隔绝的话，这个世界都会与之隔绝。因为现在我们谈的是全球化，实际上我们就需要更好的更多的管理全球防范。全球经济的问题并不是金融市场体系怎么样，实际上一层一层建立起来，我们有更多的监管，而是不是说要有一层又一层的监管，要有更聪明的监管，政治家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们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CUTMORE：下面请ENDERS说一说，你们从欧洲的采购能够和中国一样的采购，你们在天津有空客的业务，谁来管理这个业务？你们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期待，你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ENDERS：我们当然不能光看18个月以后，我们要看在亚洲的业务情况，我们现在在这儿看到市场在亚洲，特别是在中东市场发展很快，我们预测比如说在中国有必要有3000多个100个座位以上大的大飞机，未来20年有如此大的需求，中国从市场规模商来说和美国有同样的需求，所以说我们的市场战略是在这些国家不断进行采购。

　　我们有时候使用这个市场叫新兴市场，比如说有一些市场十年前是新兴的，实际上我觉得叫新领军的国家更加适当，他们不是已经成为了领军者，但是他们已经越来越成为工程人才、制造人才的蓄水池。这种市场的价格也是在不断上升的。总之，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做了长期的投资，我们也认为，我们必须要从中一定要很好的部署我们的资源，部署我们全球的资源。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考虑我们在欧洲的一些利益相关方，比如说有一些政治学家，比如说有96%的就业在欧洲，75%的采购都是在欧洲，或者说其他的一部分在美国，这些非常我们在全球出售。几年前我们就理解了，这种方式不能长期保持，公司要成功的话，我们必须要把市场分散得更广泛，要在全球铺开，不是说在全球到处都铺，比如说明天在这儿，温家宝来的时候我们要在天津开新的生产线，但是我们在欧洲以外的第一次这么做，这表明了亚洲市场和中国市场对我们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说处在这样的一个产业，我们认为我们的预测在未来20年里有很大的增长。但是，我们必须来分享，我们不能把它投放在欧洲，不能把它重点全放在美国，我们在这儿是长期存在，在目前环境下就是这样，当然了像我们整个产业一样，我们也觉得是时候必须要有更多的资金和融资，我们需要这样的资金，我们要不断的努力。

　　另外，我不想在这儿猜测，我想大家都理解飞机，非常和其他的有形的资产一样，是一个真实的资产，我们要投资而不是用人造的、虚拟的，而且需要非常复杂的融资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