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nd Jan Sikken：我觉得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所偏离了，会有另外的新闻发布会是有关风险的，所以我希望您在另外一个场合提出这个问题。

　　记者：关于这次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我们知道有一些基金在这次危机中遭遇了清盘，其中的股东可能包括养老基金和社保基金，他们可能也买了一些结构性的金融衍生品，带来了这种风险。我的问题是在中国您刚才提到了我们有这么大的社保基金，在未来数十年达到全球第三。这么大的基金如何对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且能够在资产规模上有一个扩大，还有一个是监管方怎么样对社保基金和养老基金的投资做一个有利的监管？谢谢。

　　王静雯：我想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所有衍生性产品在国内国外都是属于高风险的产品，尤其是在养老金方面的监管特别严重，比如以中国的企业年金，以公司为员工发的企业年金来讲，它的监管非常严格。第一，在中国还没有衍生性产品，就算放在股权类的投资，也不能超过30%。所以大部分还是要放在非常安全的钱上，安全的钱可能是现金，也有可能是债券，所以政府在这方面有非常大的限制，就算是大的政府集中托管的社保基金，为了现在社保做准备金，当然在投资方比一般的企业年金是积极进取许多。就我们的了解，他们的投资也是尽量放在风险分散的，所以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所以对衍生性产品的投资在资产方面是放在非常少的部分。

　　我的感觉在中国，因为养老金是保密的钱，不论是在企业还是在政府监管方面，监管特别保守，不光是没有衍生类的产品，同时对于期权类的产品也控制得非常严格。

　　记者：目前中国社保基金有一些是企业来交的，但是我们知道目前中国大部分的企业面临着成本的压力，一般都采用最低的工资标准来做低市场的基金，您觉得这种做法从长期来看有可能改变吗？其次，如果您觉得这其中隐藏的风险是什么？因为养老金的问题延伸到了一个消费的问题，如果大家很相信养老金的话，会转移消费。我们知道目前中国内需之所以很迟缓，就是因为大家还是一直在存钱，存款一直增加，他们知道除了要教养老金之外还要存一笔钱，或者是买商业保险。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王静雯：我觉得这个方面中国现在在快速发展之下，不能只看一件事情，是要看全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是要设立一个健全的系统，保障医疗和养老方面的需求，但是同时要考虑到企业的竞争性。在这方面，中国的做法应该慢慢一步步来采取，所以像您刚才讲的压低大家的工资，我想这个跟税收和做低工资交社保，这是大家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一方面的好处是可以少交一点，但是坏处肯定他们在退休的时候钱就不足了，这样的话企业在接下来的阶段就要用别的方式了，比如建立企业年金，但是这方面的税收和原来的税收优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需要全面考虑，我们世界经济论坛在过去一年中和中国政府在很多层面，不光是劳动保障部，包括财政部、银监会和保监会，在企业年金角度和两位专家都做了相当多的访谈，也谈到了许多这方面的问题。我的感觉是这方面的问题不是一天可以解决的，现在中国有很多必须当即解决的问题，你可以看到今年2008年1月1号通过的《劳动保障法》保障了所有员工的权益。这是第一步。养老金方面是一步步走的，不能一步登天，因为我们的问题也很大，但是我们也要确实顾及劳动企业方面的发展。所以我感觉企业和政府在这方面应该齐头并进，一方面让中国经济发展继续成长，同时一方面要慢慢一步步解决中国养老和医疗的问题。

　　Matthias Lufkens：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