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论坛：金融动荡与机遇实录(4)

　　主持人：我们讨论到这里，在座的嘉宾有没有愿意一起参与讨论的？

　　提问：我是上海的一名律师，我想问Richard Price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信息来源于李弘女士从伦敦带回的信息。费先生提到了关于政府对通货膨胀政策不同的处理方式，会对一个国家经济带来重大的影响，包括越南的概念。我的问题是，如果每一个国家在采取这个政策的时候都倾向于其他国家的政策，那么不采取行动来治理全球的通货膨胀。那么想问两位先生，对近期及远期全球金融局势，及经济局势的一个影响和预期？同时我注意到今天的主题是中国并购年会，也谈到中国要走出国门，也是一个金融动荡的局势情况下。我想问一下，这样一种局势下关于并购与大量的失业状态存在之间的对策的问题？

　　Richard Price：我认为政府他们的目标是在国内控制通货膨胀的，而不是按照全球的画面来看。比如说在美国他们在看通货膨胀的时候，主要是看国内，国内控制通货膨胀，不太考虑国外的情况。中国通货膨胀率已经很高了，有的甚至达到了两位数。中国也应该是比较趋向于国内的通货膨胀的控制。当然有一些政府是看全球的，在交易外汇方面去考虑的话，刚才费先生提到的刚才的问题，其实通货膨胀更多的是各个国家自己的分散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这个流程当中相互协作的话当然会更好，我认为要鼓励中国公司走向海外的问题，我对我美国的同事也说过，和费先生也交流过，和中国的同事也交流过，其实市场主要的力量应该更加有效地运作，如果我们中国的公司他们是非常有效地在业界进行运作的，而且经济状况，资本方面也是有很好的实力去投资外国公司的话，比如在石油方面，比如CNOC，在南美进行自然资源的投资，我希望亚洲的航空公司在美国的航空业进行投资。我想在事业上有一些运行非常好的公司，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在全球的市场上进行拓展，来充分地利用中国人民币升值的机遇，很好地在欧美的市场上投资。我认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应该继续推进。作为海外投资的公司来说，当进入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市场，政治环境你也不熟悉，可能会碰到意想不到的问题和挑战，但是全球是经济一体化的，地球是平的，我们今天大家汇聚一堂，我这边有中国的员工，来到这个大会的人们他们刚开始还相互不认识，但是发现在这个平台上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想，现在世界越来越一体化了，我想这是受市场化的驱动吧。

　　我们更好的一些监管，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市场这样的波动可以更好地控制的，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市场进行更好的控制，使得中国的投资者最终能够从海外扩张当中收益，对中国本身也是有好处的，这当然需要时间了，需要有合理的流程，需要很好的管理经验和流程。合理的机制是很重要的，有一些已经在中国得到实施了，有些在一些我的祖国，美国的确有一些很好的政策。

　　提问：现在是不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好时机？如果是的话什么样的中国企业准备成熟了？另外买什么好？

　　李弘：我的想法是，就是说中国企业是不是走出国门现在是好时机，买什么好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只是相对于过去而言的，我觉得这个命题对于未来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要想出去买东西肯定要有钱吧，十年前我们帮助中国企业都是到外头融资，现在的中国企业都是腰缠万贯，不是今天要走出去，而是今后永远要走出去。他有了钱了就可以出去，他随时都可以出手，关键是你为什么要出去。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客户，他们也都在研究自己走出去的战略，没钱之前他们是不会提这个问题的，现在有钱了都会提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说我希望到国外去拿到更高的回报，现在可能吗？最好的机会还是在中国呀。如果你在中国市场完全饱和了，你就出去。咱们现在走出去看一看，哪一个行业能够比中国有更好的机会，恐怕不多。所以每一个企业我觉得走出去之前肯定都要问，我除了回报之外我还有什么目的，肯定有的企业说我出去是为了要买机制，我们的改革走到今天，很多企业说我只靠在国内的市场，只在国内上市，我的机制改革可能走到了一个瓶颈。我通过收购兼并，我想改我的机制。有的企业到国外去打品牌。今天下午我们在另外一个会议室，就是闭门会议的时候也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你听下来其实他们有多重目的的，如果这种多重目的没有很好的想法，然后各个目的之间又是怎么样有矛盾有冲突，又怎么样平衡，我估计这样走出去风险是很大的，也不是哪一个行业，我也不可能说哪一个也我认为是最正确最优机会，我觉得哪个行业都有机会。但是跟一个企业发展的阶段，跟他走出去的目的，跟他是不是把自己的目的定位好，平衡他们的利益。我觉得世界会看到中国的企业已经不会像以前了，这个命题不会像以前提出来说出去我还是不出去，而是中国的企业为什么要出去，出去了之后为什么一定能成功，我们今后谈的更多的应该是这些角度。

　　主持人：请各位回答我留给你们的问题。

　　黄齐元：我再把我的问题归纳一下。全球化带来的金融自由化，虽然说各国在国门上的金融管制带来的变化和影响不同，但是资本的全球流动性在当前国际的多边和双边协定下，是不是足以防止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发生？从区域上来讲，到底是要更严格地金融监管？还是要更自由更宽松地金融监管？这就回应到前面的问题。

　　黄齐元：我想全球化带来了全世界很大的挑战，刚才您提到全球化两个层面，一个是管制，一个是自由化。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你要做管制是很困难的事情，虽然各个政府都想管制。以美国来说，美国在“911”之后，有非常严格的上市的规定，但这些通过了法案。这个法案最终影响到的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很多的企业不到美国的资本市场上市了。后来又一阵子伦敦甚至超越了美国资本市场，所以美国的资本市场和美国的当局重新地检讨。美国原来的主席，就是现在美菱的CED到海外去并购，你如果不愿意到美国，那你可以到欧洲去，你不喜欢吃牛排，但你喜欢吃牛肉面，没有关系，牛肉面也是我家的，你到那上市我也很欢迎。其实在全球化大家将来就要有一个全球的布局，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不再是一个点，今天将来的全球化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也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没有人可以做全世界的老大。

　　举例来说，黑石基金由中国公司投资，中国的摩根斯坦利拿了中国投资公司50亿美金的资源，这些现象都是全世界的金融，全世界的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美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很难在中间做界分。以资金来讲是准备好，但是以能力来讲，国际经营的能力来讲还没有准备好。今天最重要的，我们到海外做并购，将来更重要的是对于脑力资源，对于人才资源的并购，中国企业要走向全球，迈向世界，我想如何广泛地运用世界的人才资源，如何跟世界的战略投资人，财务PE的投资人结合策略联盟，这是我们未来值得深入探讨的主题。谢谢！

　　主持人：接下来Richard Price，我给你留了两个问题，你说你关注中国二十年了，二十年来你一直认为中国政府监管是合适的，必要的，适当的。还是今天在这里才说政府需要监管？

　　Richard Price：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想中国政府的愿望，他们是非常好的，的确是要很好合适的监管。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监管是恰到好处的，不可能做到恰到好处。从统计数据上来讲，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以来我们的股权分置改革以后，2006年以来股权分置改革以后的确起到了很大的改进。第三点，在PE方面，在私募股权和并购方面的确有很多的机会，在过去十八个月的时间里面的确有很多，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现状。

　　在另外一方面管理中国的资本市场，其实已经做了很好的管理了。不是说一直做的很好，也要看具体的时间点了。不管是中国的政府，还是其他地方的政府其实都是这样的。的确和我85年的时候看到中国的情况已经有很大的改观了，总的来说我认为应该是非常积极的改观，我想对中国来说是这样的，会改变中国，是积极的。

　　主持人：我问陆院长一个问题，都简单地回答。您刚才提到说越南的开放过早了。我突然想到，如果越南的外汇储备足够，像当年香港一样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一定会发生吗？

　　陆红军：越南的问题本来就是开放的，其实是小中国。经济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小的，在整个贸易上出现了利差，这些都是因为经济体本身产生的通货膨胀。应该说通货膨胀是持久战，据昨天粮食的总干事说，只要全球的农民继续种能源植物，那么粮价可能会在今后的几年中升到二十到五十倍，所以这是持久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金融危机实际上是流动性危机，在资本流入方面的危机对很多国家也是需要警惕的。前一段时间可能我们理论上大家都很担心，中国的资本流出问题，最近又有一种说法，说我们有1.8万亿，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尤其我们现在对多少热情是没有准确的数据，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东北亚五个国家十多年收入了5千亿美金，撤走的时候8千亿，所以造成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我们现在是1.8万亿，从1季度来看一共是1600亿，当中400亿是属于贸易顺差，200亿可能是各种形式流入的，剩下的有1000亿是属于热钱，当然热钱里面有长期投资的，有投机性的，有避险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引起警惕的。我们现在不能下结论说我们不怕流出，但是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我们的市场，我们的储备，我们监管方面的政策应该有充分的信心。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最后请你们每个人用最近在你们身边发生的一件事情，可能是一个你的客户，或者什么带来的一件事情用一两句话，这个事情代表了跟我们今天金融前瞻的一些趋势，比如我们刚才谈到资本流动性的问题，比如说热钱现在不进来了，或者钱要出去了。每个人用一个小的例子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主题。

　　李弘：我举的例子，就是今天的股市大掉，美国股市也大掉，中国股市也大掉。美国股市大掉跟我没那么多关系，但是对中国股市的大掉我真的想说一句话，我们股改之前股市掉到了谷底，那时候想咱们在金融市场做一些创新吧，中国金融市场创新的机会到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监管，股市掉的时候不能做创新。股改完了之后股市连着一年半两年的牛市，拼命地往上涨，大家说我们做一些股市的创新吧，这样可以将中国的股市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在那个阶段还是主要由于监管原因说，股市这么热，咱们最好不要做什么创新。今天股市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又开始往下掉，不知道掉到什么时候是低谷。我们作为业界的人我们从心里说一句话，又到了我们创新的时候了吧，我们有创新的机会吗，还是我们在简单地重复历史上走过的曲线，我就借这个机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Richard Price：我觉得中国的股市确实有几个情况，一个情况就是市场的成熟性，一个情况就是缺乏可选的途径，国内投资人可以投资的途径。现在可以到香港的股市，还有其他的方式，他们现在有很多的财富，他们现在有个财富的金字塔效应，这样他们要寻找出路。如果说他们有机会的话，比如说外国的股市对中国的股市有一个机会的话，那么这些人会非常的活跃。在估值方面大家非常看重，非常仔细的。政府在以前不会不停地往下掉，价格对全球的股市来讲比较起来显得与众不同。如果说你现在看A股和香港的H股的话，如果PE，这是一个合理的股市，今天的股市要开放。我们现在机会是你的，现在中国的股市掉到这样的程度，中国的股市价格来讲，我觉得当这个股市的价格成为合理的时候，我们应该打开股市，让这个股市更加开放。我觉得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的时候，我会期望在下面几年里面中国的股市更加开放，这样作为中国本土的人有更多投资的机会，这是对成熟市场来讲的。我觉得这个比例可以确实地考虑一下，我们该怎么样做这个事情。对现在来讲，我们现在看中国的市场是很不同的市场，成熟程度和监管程度都有特殊性，所以这时候要仔细考虑中国市场面临的机会。

　　黄齐元：我们最近协助一家中国大陆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收购一家一流的公司，中国大陆企业在行业里面也是具有一流的领头羊的地位。在出去的过程里面企业完全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做，但是他后来同意我们的建议，用一半的资金引进一个国际的PE，一个私募股权基金一起来参与，我们有国际经营的能力。他最缺的是国际的能力，正好PE的基金能够提供给他。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心里还是非常的犹豫做这件事情，后来PE讲的里面有两个启发，第一个PE告诉他，一个是我们讲的世界市场，欧美市场，他说这个不用担心，我们会去找职业经理人来经理这个市场。但是这个公司这个企业因为欧美的经济衰退，欧美觉得成长点在亚洲，亚洲的成长点在中国，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中国很好的合作伙伴，他希望主要是怎么样把欧美带到中国，你们这里有很好的网点。这个企业老板听到以后非常有信心。

　　另外在这过程里面国外的公司他表示，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追求者，到最后其实最看好国内的企业。因为他说欧美的追求，要买我的人，其实他们没有对我特别的互补性的价值。但是中国的部分是我所没有的，所以我愿意用比较低的价格卖给中国的企业，也不愿意用比较高的价格卖给其他国外的同业，价格不是我唯一的考量。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大的启发，我想对于中国企业来讲，过去是以世界工厂制造为主，将来最重要的两个题目是如何利用中国市场我们换取世界市场。我想中国企业想要走出去，还是有很多的世界企业希望进走来中国的市场，如何在中间寻找到双赢的契机，这是我们投资界以及PE界寻找的共同的目标。

　　陆红军：我今天下午听了两个闭幕会议，一个是中午，一个是咱们在德国的机场收购案。我觉得整合就是考验我们国家，我们的企业在走向全球的并购时代中的领导力，这个领导力我就想到并购中有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就是控制力。控制力是个市场，所以我建议我们中国的企业在走向全球的时候要非常关注今天这个会议上的主题，是一个整合，整合就是一个整个主导权的控制。就像刚才前面两位提到的，我们把中国的市场跟国际合作，其实这是非常大的代价。我们中国的企业希望在整个制高点上，就是占领这样的全球市场。同时跟全球的合作伙伴取得和谐的发展。

　　讲到这里，我觉得我们现在确实处于新的时代，就像刚才王巍做的报告，他提出了一个新金融时代。我觉得新金融时代最核心的是金融统一，在金融统一时代中国有更大的作为，上海能够尽快地成为我们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谢谢。

　　主持人：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几位嘉宾。你们几位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你们关于金融动荡环境下未来金融走势的你们自己的一些理解和看法。李总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认为非常的深刻很到位。因为你所有的见解都是中立的，所有的这些看法不是基于理论的，而是来自于实践的，自然地去判断，从企业并购要不要走向全球，为什么要并购，而不是要去美国。我想从最本原的东西来看一些问题，才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