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论坛：金融动荡与机遇实录(3)

　　我只是想希望中国在下一轮全球面临经济困境和挑战的过程当中，中国能把握住自己的机会，能够有自己政策的章法，我们既不要第一个出手，成为为别人解决问题，为别人带来走出困境的机会。但是我们自己也不能够在一个环境当中沉溺的太深，不要把自己问题再进一步恶化。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刚才我说的大部分的话都不是我自己的观点，但是看到报纸上和采访自己串起来的思路和总结。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大家！

　　主持人：石油已经形成了全球的危机，这成定局了，全球金融危机没成定居。有的甚至进口，有的甚至出口。大概上周美国对来自中国的钢管增收600%多的税，现在谁出手，在我看来在整个全球通胀环境下，马上又对钢管600%多的税收，我不理解是美国人现在不跳钢管舞，跳的人少了，还是什么原因？接着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为在2002年的时候美国曾经增收过钢管行业的税收。这次针对比例比上一次一下提升的幅度要大很多很多，相关的产业链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中美两国之间会形成什么样新的格局和变化？

　　Richard Price：不幸的是当美国的政治家涉及到这事情里面，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有必要，他们有些保护性的政策，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我当时做的时候有七个政府组织都是加入到这个合并里面来，因为这涉及到很多其他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南非的问题，当时涉及到南非国家，他们想控制35%世界的金资源，想控制95%战略性金属的资源。如果在1990年美国当时的资源就不够了，美国显然在这些资源方面不能自给自足的，美国还没有想出这个政策来，他们的想法是非常狭隘的。我们对石油应该有权利说这个石油是我们的，很多资源都应该有我们的权利。我觉得他们有这种想法是一个不好的行为，我对这个不同意，我觉得他们的想法是不合理的。

　　不幸的是当这个世界的经济，当这个市场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建议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应该知道在中国制造的钢材料，如果在美国市场制造钢管的话价格非常高。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如果这样做的话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理智的。我觉得政策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人他们在国际经济领域做这些交易的时候，我在中国也有很多经验，我觉得中国策略应该在国际尺度上面跟其他的国际公司竞争。比如说我看了一些MA二十年前的交易，很有趣的是，我们现在看到南非的情况不停地改变，当时南非的决策给全世界的金属工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美国也造成了影响。当时美国给南非施加了压力，我们现在看的全球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这个改变也会扩展到金融领域来，我们的政治家不应该过多地干涉这个问题，而更应该理性地对待这个问题。

　　主持人：我发现你老表扬中国政府干预是对的，而批评美国政府干预是错误的。我接下来问题要问黄齐元先生，刚才您提到中国新兴市场流动的问题，提到PE大的发展的问题。中国各个方面各界都在推动私募股权的发展，大的形势特别好，可能对于缓解流动性过剩，改变中国金融结构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同时也看到一些热钱还是不断地在向中国涌进来。从越南以及过去的亚洲，上一个十年里面的金融危机反映的还是一个外资抽逃，本土的资本外套，这两方面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我要问黄齐元先生的是，这些热钱全都是化整为零，中国的资本项下并没有开放。这些热钱在中国的金融管制环境下能够一次，因为这种危机到来受到传染的时候应该是立即迅速地撤离。中国化整为零进来撤得出去吗？

　　黄齐元：关于热钱的问题我不是专家，我对于资本流动可以提供一些看法。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国外的PE，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中国很高的兴趣，同时也提到了最近有大量的流动性，发展人民币的基金。对于境外国际的私募股权基金来讲，现在来投资中国是最好的时机，其实也是最坏的时机。活的时机当然是中国自身发展的机遇。但是从坏的时机来讲政策上并不十分欢迎国外财务性的投资者，比如凯雷要投资徐州工程，这就遭到了严重的阻挠，中国大陆以往国外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希望在境外上市，现在要在境内上市，这也是一个障碍。另外中国大陆现在好的行业不允许外资做并购，偏偏这些国外的PE希望投资的是行业里面前三名的企业。

　　我们刚才提到的是美国的保护主义，但我觉得中国大陆在引进外资的部分里面，有的时候是不是做的稍微过头了一点，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今天我们是站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经济是彼此互相连接的。中国大陆现在的看法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应该是由我们中国大陆去并购欧美的公司，而不是由欧美的公司来并购中国大陆的企业。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其实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是资源，特别是战略投资者他所能够带来的附加价值，我觉得我们在某些行业里边可以适度地引进一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中国大陆自己参与全世界的经济，刚才提到的BHT，其实也在思考如何竞争，如何地合作。所以外资进入中国大陆在PE里面怎么走，将来很值得思考。但是大家不要把外资当做纯粹的定义是财务投资者，中国企业积极地走出去，中国大陆企业走出去，要并购欧美的企业其实需要有国际经营的人员管理，国际一流的PE在这一方面可以提供相当的协助。

　　另外就财务的投资者来说，我们看QFII其实并没有大幅度的增加，中国大陆的人民币不断升值，我们应该看到QFII不断地涌入，但是QFII在中国大陆股票市场里面投资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比例，中国大陆现在正在积极地推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反而是多元的投资人，我们现在看到投资人还是太单一，不管你有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大部分是个人的投资者所关切的，也只是国内中国的股市，顶多加上香港的股市地我觉得这部分其实还可以更开放一些，在财务的投资者里面中国大陆要走向成熟的资本市场势必要有更多QFII的参与，而中国大陆的股民也必须要发展国际投资的意识，不要将焦点只是在A股跟港股的市场，这样才能真正地跟世界的经济连接互动，产生一个好的结果。

　　主持人：你刚才这段还是留一个问题给你，等一会儿讨论。刚才我们说大陆本身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这样的环境下QFII的门再开的大一点，在全球金融动荡的大背景下我们再开大一点的话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对于中国金融能否在显露出来的情况下到底适不适合？

　　再给李总提一个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宏观面的政策也是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你们两位观点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刚才我也跟庞玉良先生一起讨论了他收购德国机场，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我想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全球动荡的大背景下，在全球通胀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时机是否已经到了？

　　我现在要问陆先生一个问题，全球金融动荡，全球通胀，中国的通货膨胀也开始显现，也是在边缘上，大家高度紧张，CPI不断攀升。这样一个大的金融环境对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利好还是利差？

　　陆红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两个确定要素，第一个是国家战略。第二个要素是上海的市场体系，也就是金融要素市场体系在国内大都市上最齐全。这两点对上海来说是比较确定的因素。但是上海也一些不决定的因素，因为整个资本开放，决策权是在中央，所以我们讲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战略。我觉得这次金融通胀对上海来说应该说既是个挑战，是对整个国家的挑战，同时对上海是新的机遇。在这过程中，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刚好跟世界银行合作举办一个国际会议，也看到了从97年5月到97年的12月香港的波动很大。我们现在还算美国的次贷金融危机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了，这一年当中对上海周边的环境，整个国内外形势，就像我刚才前面提到了，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我们现在来讲金融动荡对上海的前景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看到这个是一种挑战，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一种机遇。在这过程中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当前的通货膨胀，各国的中央银行，各国的政府需要有一个一致行为，就是谁牵头，抵制通胀，而这个等于对周边国家是一种解脱。越南我个人感觉缺乏经验，他们过早地采取了一些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使得越南现在遭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当然有的时候是危机，有的时候还没到，反正亚洲充满了恐惧，对金融危机的恐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上海来说，依据于中国强大的经济体，以及我们走出去的战略，如果我们有充分的人才和好的战略应该是很好的机遇。

　　至于说货币的升值与贬值，资本的流入与流出，这个情况就像我开始讲的，多重矛盾是整个二十一世纪我们面临的新的特点，这个是不会结束的。上个世纪各种金融危机的规律方式已经被颠覆了，所以我经常讲，美国人把全世界的龙头打开了，金融全球化，市场开放，中国人把全世界的码头打开了，出口。这样的一种格局下作为大国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首要的是美国要快。核心的是我们中国希望美国要开放，一般来说好像发达国家中国新兴市场，像这次开放的门关起来。我记得5月9号就在上海陆家嘴论坛上美国财政部副市长在午餐会上就说，我们担心中国由于次贷危机，金融动荡把改革开放的门关起来。但王岐山总理在第四次论坛上明确提出来，我们希望你们美国也不要把门关起来。上海在这样的过程中金融中心的发展就受到全球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