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报“制度环境与民企发展”论坛实录

　　“2007制度环境与民企发展”论坛9月24日在北京欧陆风韵会议中心成功举办，以下为本次论坛现场实录。

　　《财经时报》主编邵颖波：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女士、先生们，大家好！

　　我是《财经时报》主编邵颖波。感谢诸位光临本次论坛，并且出席我们酒会，我们表示非常的欢迎。

　　《财经时报》是中国内地第一份财经类的周报，创刊于1999年，现在各位看到的以蓝色调为主色调，以风格简约清新为特征的报纸是我们今年8月份改版以来的产物。

　　我们这一次改版的同时也把我们的出版时间提前了一天，这样就区别于其他财经类周报，我们的报纸是周五面市，我们希望各位可以把我们的报纸在周末带回家阅读。

　　众所周知，《财经时报》自创刊起，就把包括今天在座各位财经人士和社会精英当作我们服务的对象。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一直在问，我们为什么要为我们的社会精英阶层服务。在这次改版之前，我们讨论的最大问题是这一个。我们把我们讨论的结果在论坛开始之前向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的想法是尽我们全部力量、全面参与到我们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生活当中去，促进精英阶层向社会和民众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于当今的时代，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正如刚才短片当中的四个词汇，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的民众目前正处于发展、变化、分化、冲突并且逐渐走向和谐的过程当中。财富虽然得到了极大增加，并不是每一个社会阶层可以享受得到的。各个阶层和群体之间因为利益关系显示越来越大的差别。大家都很清楚两句话非常引人关注，“为富人说话和为穷人办事”。本报对这两句话表示赞同和赞成。但是作为精英类的报纸如何为穷人和大众服务呢？我们编辑部并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只能够依靠我们所服务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精英阶层。我们给自己确定的任务是尽一切努力促使社会精英为社会做出贡献。我们提倡的东西，或者严厉的批判某一种现象。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财经时报》是一份深度参与社会生活、是一份是非分明立场坚定的有责任、有担当的财经类报纸。

　　当然，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并不容易。我今天作为这份报纸的总编辑，在这儿特别的诚恳的邀请今天在座各位以及你们的朋友们参与我们的内容的制作，你们的见闻和你们的思想和观念，以及你们合理的有益的诉求都将成为我们报纸的主要内容。我们的记者和编辑愿意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技术人员。在这里，我首先向在座各位表示深切的感谢！

　　今天召开的论坛，也是上述的原因。

　　民营企业在近30年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巨大发展，无论是规模还是地位，都令世界瞩目。但是这个好的成果并不能掩盖一直以来没有解决的制度障碍问题，无论是内部制度还是外部的环境，无论是制度的组合和安排，这一些障碍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今天召开这样一个论坛，我们的目的是想探讨在中国民营经济以及壮大、地位已经提高，自身已经拥有了极大力量的背景下，如何寻求破解这一些障碍的途径，这是我们召开论坛的目的。

　　今天的论坛由杨澜小姐主持，下面请杨澜小姐主持今天的论坛。

　　主持人杨澜：

　　大家好，我是杨澜。我今天的身份是给《财经时报》主编邵颖波打工的。我今天刚刚从山东回来，昨天参加烟台的葡萄酒节。昨天有一个酒庄开业，他们总经理说的话很让我感动，他们说，过去八年大家在挣钱，我们在种葡萄。等它结出葡萄的时候，八年过去了，第一桶酒得两年。我听了特别的感动。因为中国人追求财富的欲望被压抑了几十年之后，火山式的迸发。大家都在想挣钱。有了一定积累的时候，有一些人说我要沉下心来，我在一片土地上耕耘，让我的产品发酵，产生一个好的品牌贡献给社会和国家。说明我们社会还在进步当中。这一种进步不是没有代价的，也不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甘甜可口的美酒，也有苦涩和经历风雨的地方。在座各位都有自己的体会。

　　今天我在这儿主持，我并不是财经类主持人和记者，会说一些外行话，请大家见谅。但是对社会健康发展的由衷的祝愿，我跟各位是一样的。

　　首先感谢在百忙当中参加财报论坛，感谢对我们报纸的支持。首先请允许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到场的嘉宾，他们是：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长保育钧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

　　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朱新礼先生

　　新光控股投资集团总裁周晓光女士

　　云南龙生绿色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昌幸先生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大午先生

　　中国数码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王英明先生

　　北京华旗资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永捷女士

　　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教授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岳运生先生

　　北京京鼎师事务所主任张星水先生

　　北京民营科技事业家协会秘书长孔洁女士。

　　今天下午的时间会让大家过得非常的有意义，这一个气氛也是让大家非常的舒服，窗外是北京秋天的光景，屋里面有这么多的高朋来探讨他们的见解。

　　我先开一个小头，为什么在这一个时候办财报论坛，为什么今天选择了“制度环境与民企发展”这样的主题？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马上要面临的是几个时间的节点都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30年的道路值得回首，而且大家有不同的历程。我们有自己的感悟为社会和经济更好发展提出一些远见卓识。

　　民营企业已经占到中国GDP增长贡献率2/3，吸纳80%新增就业。据全国工商联预计，未来五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速度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10年，私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的比例将达到60%以上，全部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将达到3/4左右。

　　今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将正式实施，这是维护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部极其重要的法律，其与我们广大民企也密切相关，物权法贯彻了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实行平等保护的原则。首次明确了对私权的保障。对我们广大民营企业家来说，更有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这样一个时点上，民营企业如用好现有的法律制度，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是一项全新的议题。

　　中国在完成WTO过度期后，5年保护期过去了，民营企业要真正面对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竞争。前不久，我和龙永图先生除了访问，他说，在更加充分的市场环境下，我们民众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这是对我们人民个人的权利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他还认为，国民待遇成为了更加普及的观点。过去，大家说怎么样保护我们自己的企业，狼来了，羊会被狼吃掉。现在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民营企业怎么样获得国民待遇。

　　在去年和今年，大家讨论到民工入城的问题，大家使用了国民待遇这一个词。

　　他还认为，最重要的是，它促使了各级政府经济政策决策过程更加透明、民主、科学，这样的进步还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样整体大环境下，来探讨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建设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参加本次论坛的企业虽然规模有大有小，起步有早有晚，他们针对这一个问题有什么样的感受，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首先请北京大学张维迎致辞，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他白头发也是多起来了。他对北京大学自身改革方面，还是对国企和民营企业发展的讨论和研究方面，这十几年，张维迎教授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人们形容他是温和的学者，是犀利的主张。问了很多为什么之后，他也提出了很多怎么办。

　　有请张维迎教授。

　　张维迎：

　　谢谢杨澜。我今天本来是坐下来听，今天来了很多企业界的朋友，他有很多感受。我忙的事情比较多，杨澜请我来，所以就来了。

　　首先，我要强调一点，我们30年的改革，就是应该是为民营企业创造好的发展环境的改革。我们很难找到是由国有经济主导的市场经济。

　　民营经济很大，但是距离真正的市场经济有一段距离。我们的路很长。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谈到企业，我们就谈到了企业家。我在1985年写了一篇文章，1986年发表了，21年前，市场等于价格加企业家。价格给我们传导信号，企业家帮我们决策。价格是看不到的手，企业家通过看得到的手来指挥。

　　第一，企业家是运作不确定性。如果这一个社会是确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未来，就不是企业家了。

　　第二，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在40年代说，企业家就是创新。创新是干什么？创新就是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么样给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以同样的成本创造更大的价值，以更低的成本创造同样的价值。创新是一个三赢的概念，这一个东西要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剩余，这才是创新。

　　在宝洁公司决定生产一次性用的尿布的时候，他们技术很快解决了，但是之后才决定生产。因为之前没有把成本降低3.5美分之下，属于不降到3.5美分之下，家庭还是用能够洗的尿布。创新是三赢概念，当创新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才有意义。

　　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和西方的企业家和美国的企业家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都是运作不确定性，都在看未来。

　　第二，都是在进行创新。

　　但是细分之下会发现区别比较大。不确定方面划分两类：

　　一类是商业的不确定性，包括消费者的口味等等。

　　另外一类是政策的不确定性。

　　西方的企业家主要是忙于预测未来和消费者消费偏好的变化，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忙于预测政策的不确定性。

　　对创新来说，可以说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另外一类创新是制度的创新。

　　西方的企业家主要是忙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也就是说怎么样给消费者带来新的东西。

　　而中国的企业家也在忙于创新，主要是忙于制度创新，比如奖金能不能发，期权能不能搞等等。

　　我们比较一下，中国的企业家在东南角，西方的企业家在西北角，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作为消费者来讲，你不会关心企业背后花了多少精力，而是关心他们的产品有没有价值。

　　西方的企业主要精力放在怎么样为消费者创造价值，而我们要花在有没有资格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自然，这一方面的资源就浪费了很多。我就想到我们的制度环境问题了。我们的确非常古怪，本来是政府把制度环境做好了，企业忙于自己的事情，忙于技术创新。我们国家忙于技术创新，企业在忙于搞制度创新。这个也是分工的错位，侧面反应出中国制度环境缺陷很多。

　　一会儿，有很多业内人士演讲，他们感受会更多。像孙大午先生以身试法，这一个“法”是什么？我们要“法”的目的是什么？“法”的目的不是限制人们的创造性，不是扼杀商业活动，法是更好的创造价值。

　　我们的确有非常多的进步，从孙大午身上可以感觉出来，在过去，你会在牢房里面坐着，而不会是在这里。30年前，搞一个小买卖，会把你抓起来，斗你一番。今天不用关心这一些事情了。所以我们进步很多。

　　好多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完，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法律顾问在我们企业。

　　接下来我谈劳动力市场。中国这20多年的发展来看，一个是产出市场，一个是投入市场，投入市场是要素市场。市场大类划分为几类：

　　一类是产品市场

　　一类是劳动力市场

　　一类是资本市场

　　一类是土地市场。

　　在产品市场方面，我们做得是最好的，虽然不是最完美的。如果一个产业进出不自由，很难说是好的市场经济。但是现在是比较好的。

　　中国劳动力市场是相当灵活的，没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最糟糕的是，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这两个市场问题很多。资本市场，民营企业融资相当的困难，土地市场，大量政府的介入，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腐败，不健康的东西很多。劳动力市场，特别是通过

劳动合同法，会不会成为中国企业和中国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障碍，它不是使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灵活，而是更加僵硬。我们通过法律的形式做了很多违反市场规律的措施，这是我非常担心的。

　　我们的初衷是保护劳动者，但是最后受损害最大的可能是劳动者。在一个体制下，我们使得雇佣关系变得更加不自由的话，导致的结果一定是人们更加不愿意雇人。不愿意雇人，使得很多人不好找工作。很多国家的经验都有这一方面的教训。我们的一些新的法律环境的出现对国家和企业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

　　一方面，我们解决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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