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八个问题(2)

　　第三个问题就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问题。我想这个大家已经共识了，现在金融监管的不协调，造成了三个问题：第一是监管过度。现在被监管者已经是苦不堪言了，一个报表得报三四次，天天来检查。还有就是监管真空，有一些该监管的没有人管。第三是监管冲突，各个部门监管理念不同，出发点不同，想解决的问题不同。“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全部穿在那个针上，市场已经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有监管协调了。这个问题就是本届政府一开始就提出来了，但是始终没有解决。现在也很认真地提出了，也未见得有解决的办法，寄望于下届政府能够解决。

　　我想关于协调问题有三个要点：第一个，什么样的监管协调。现在我觉得因为基于各部门之上的这样一种讨论，大家主要讨论的是谁管谁，谁大、谁级别高，是讨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监管协调，它的含义应当是这样的，就在合理确定各专业监管当局、监管功能和监管职责的前提下，统一各专业监管当局的监管原则、制度、标准、程序、技术、方法，要统一这些规则。我想几个监管当局分立这种状况，肯定是长期存在，而且在国际上也有这种状况存在的。但是怎么协调呢？就是刚才说的原则、制度、标准、程序、技术、方法。第二个是促进金融部门之间信息统一。现在是不一样，一开会各说各的，同样一个事，各说各的，我知道银监会和银行信息共享，很难，信息不统一是很大的问题。另外是处理多家当局的综合问题，比如要增加大力发展的混约经营的问题。昨天我跟吴晓灵在路上还说，

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在技术上说，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无风险的证券，然后里面嵌入各种各样的潜力，各种各样的便利，无非就是这样。但是出于银行部门的、出于证券部门的，出于保险部门的都不一样。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揭开你的面纱，指出你的本质，然后一个任务就是指出你的虚假性，现在好多宣传是很虚假的，说收益是4%，实际上到最后2%，这种情况比比皆是。这个问题应当是统一的。目标是保证金融稳定、促进金融发展，这是协调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应当使得我们现在的几个专业监管，从行政的和机构的监管，全面的转向功能监管。什么事归什么部门管，而不是说谁是你的“老子”，谁是你“婆婆”来监管，现在这个问题很突出。中国的监管当局，现在除了人民银行是主管机构，其它的是它的“引资婆婆”，所有的高级干部要打电话任命，在证监会所有的干部名以上不是这样，但实际上是。而且我们上一届政府把两个交易所收归证监会，是很怪异的事情。你副主席快退休了，就到那边当一个董事长，一年挣一个百多万，都是这种安排，这种安排肯定是不对的。就是说要回归功能监管。

　　第三是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协调机制，应该是常设性的论坛，还是联席会议，还是实体性机构，这是需要讨论的。但是鉴于中国是一个行政权力高度集中，而且行政权力最大的国家，可能这是一个实体机构，否则没有任何的权威性。当然这个里面，怎么协调，是需要讨论的。

　　第四个问题是讨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晓灵还记得，我还在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时候说，我说中国只有财政工作，没有财政政策。那时候需要财政扩大支出，结果天天这么说，增收节支。我说增收节支的宏观含义是什么？增收节支是一项工作要求，不是一个政策，但是天天把这些东西当成一个基本的东西，天天说。最近一次，是15500亿的国债发行，到现在也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但是媒体老在说，中央有关部门也通过各种方式让我，我直接接到电话说你去做，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干的什么？我只是根据我一个研究者的推理，根据我的学识推理，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你是这么做的。这个东西很成问题，而且涉及到这么两个部分，密切协调配合的事，据我所知，银行被边缘化，我到行里去，他们都说“你被财政部收买了”，我说谁也没收买，你也没付钱，财政部也没有付我钱。这个事情是需要高度协调配合的事，不配合、不协调，经过多少个来回，前面在讨论到底选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都不讨论。我就是说已经显示出这样了。如果说过去财政收入很低，只够“人吃马喂”，所以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时候，这个事情就算了，因为你是在没有什么余地进行调控，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占比30%-40%，收入增长一年超收五百多亿，增长30%的速度，这个时候再不提的话就有问题了。我觉得至少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咱们先说个具体的，金融存款的问题。财政收入大家都知道，去年是三万九千亿，存了很多亿在那个地方。这个事需要极强的货币政策，基础货币。而且在世界各国，取消了法定准备金率的国家，像加拿大，靠的就是政府把A银行移到B银行，B银行再移到中央银行，转移来转移去实现调控。中国银行这个再不注意的话，跟外汇的冲击率是不差的。第二个，就是金融市场发展中的问题，财政政策的手段，特别是它的债务手段，是有很强的货币政策含义的，你不能只是考虑我自己，不顾及它的金融含义，不顾及它的金融影响，不顾及它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所以这个要协调配合。有很多事情，收益率曲线，现在各搞各的，我已经参加过三个会了，都让我去说，银监会搞一个“中贷指数”，证监会系统提出一个“交易所指数”，财政部推它的三年期、五年期的指数，中国市场就这么点大，指数都分割，市场发展了，没有一个无风险的，收益率曲线，做什么金融啊？大家说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就是无风险的，然后再嵌入别的产品，没有这么一个东西在，就不配合了，这是很不行的。一万五千亿，到底是中期还是短期，怎么发，这都不协调，对市场影响是很大的。第三，开放条件下，两大政策体系的配合问题，这个大家都很熟，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浮动的情况下，比如对大国来说，财政政策管外，于是汇率、外汇储备，有财政部门来承担主要的职责。国内利率、国内货币供应、国内经济稳定，由货币政策来承担。现在的发展很复杂，但是不管怎么样，要配合、要有分工，你让两个部门自己去，是不可能配合好，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度越来越大，这两个问题不协调配合很成问题。你现在能体会到，央行的利率政策左右制度，又考虑汇率，又要考虑别的，问题是很多的，必须要有决定才行。第四，在经济效益上的配合。我们知道单纯的公共品很简单，财政管。单纯的私人品也很简单，市场来管。但是有大量的中间状态，而且现在全世界来看，公共服务有私人提供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怎么支持？刚刚提到了小企业，大家历来把它当做是半公共品，觉得它是一个稳定的问题、社会问题、政策性问题，但是现在最新的趋势，小企业可以在商业化原则上得到资产，在这里面怎么办？到底是政府直接拿钱还是贴息，还是最后担保，等等这些问题都很尖锐了。

　　第五个是货币政策的调整。两位负责人辛苦极了，但是调控没有用，越调越高，越调越坏。我觉得它很多的原因，但是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大家对货币政策寄望过高，货币政策是有用的，但不是万能的，它只能解决它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把所有问题压在它头上，是不对的，这是最基础的问题。第二个问题，现行的货币政策依靠调控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现在说所谓“工具规则”已经退后了，目标规则比较清楚。它要有效取决于很多条件：第一你能控制住；第二，能实现最终目的的控制。举个例子，前几天有个大争论，对中国货币统计有一个争论，宋国青和梁红就有一个相关的争论。对于一个没法统计出来的东西，没法准确统计出来的东西，你把它当成财政目标，这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全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转，抛弃利率，转向越过工具，直接向最终目标，所以通货膨胀目标就是这样一个工具，从手段上还是那些，但是操作的目标和操作方式就有很大变化。比如像美国加息和减息，一加加十几次，按照过去的工具规则，是绝对不可理解的。一减减了十几次，要最后的东西，手段不断的用，不管你是多少次，只要到了一定的目标就停下来了。不要太把货币供应当事，你当不了事，宋国青一估计，差三五个点，是可能的，M1、M2是按照流动高低来排的。M2+CD，M6、M7、M8这么加下来，就有问题了。

　　在总目标下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第一就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应当再次提出，90年代就提了，90年代之前理论上就提了。90年代之前就提到了高层讨论了，但是还是没有那个。它独立于政府、独立于企业、独立于财政、独立于市场，所谓中央银行的独立，是多重含义，不只是说独立于那些部门，还要独立于很多方面。第二个，就是高度关注商业银行的贷款问题。货币学家最新的发展之一，就是强调信贷的作用，而弱化货币供应的作用。我们国家的调控事件也显示，真正要想立刻见效果，控制贷款会有用。但是，从这个货币政策操作的历史上来看，那个是很落后的东西，就是控制贷款是很落后的东西，跟传统计划体制相适应的，但是它又是有用的东西，这就需要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我们就提一下。

　　第四是加快现有的政策工具的改革，比如存款准备金制度，像中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实际上扭曲了它的调控作用。

　　第五个就是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公开性、可信度。我觉得本届政府调控越来越神秘，越来越不透明，这跟历史潮流，与信息化发展是背道而驰的。最近的一次调控，让广大老百姓所嘲笑的，就是咱们的印花税，说是半夜鸡叫，干嘛呀，干嘛搞成这个样子，“半夜鸡叫”有很深的文化含义(全体笑)。强调一种出其不意，是过去的事情，是很老掉牙的调控哲学，应当抛弃。这是第五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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