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资本市场问题。中国资本市场在下一步肯定有大的发展。最近，银行资金向外走，我发现一个非常坏的现象，好多人采取措施把钱挤出去，实际上都是叶公好龙，你要翻翻两年前的所有当局讲话，都是把钱挤出去。现在钱出去了，又要把它吸进来。第一个，应该是监管当局驱动变为市场当局驱动，你就要放手。第二，产品上，特别是债券产品里面，要大量减少只是服务于金融部门的产品，现在债券很多，但是债券都是金融机构发、银行发、保险发、中央银行发、证券公司发，就很少企业发，很少是与居民相关的。变成一个金融部门自娱自乐。这个情况是非常扭曲的。第三个是服务对象，现在是服务大企业，小企业就没办法进入金融市场，所以要把小企业放在突出位置上。第四是监管部门分割，不多说了。第五是多层次，多层次指的是交易机制的多层次，现在我们缺的是报价驱动，投资银行为核心的原始交易市场，而不缺目前的纸类驱动，集中交易现在已经不缺了。但是对于一些小企业的、中等企业的需求，应当在报价驱动，投资银行为核心系统去打动，来展开。最后一个就是调控理念的改变，资本市场改变应当从政府调控股市、调控股指的做法，应当彻底抛弃这种做法。大家对股市有很多不正确的看法，甚至有些人说股市是多少为好？五千点，我们就搞到五千点，然后就稳定吧。这个都不符合市场发展的规律，世界各国都显示就是剧烈波动，实际上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割断银行资金和股市的联系，美国最近两次股债，从它的波动幅度来说很大，但是金融体制很稳定、股市很稳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银行体系没有传到企业。

　　上午讲到廉租房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城市规划，房地产体系。第二个问题，就是完善征地制度，促进城乡发展。住房制度说到底主要是土地问题，一般来说，土地涨价土地所有者获益，但是中国在整个过程中政府介入期间，所以土地价格的上涨的好处没有被农民获得。出现了很多问题，所谓“三无”的居民，所以我觉得应当趁着所谓《物权法》的通过，能不能够在这里让土地所有者就是它的拥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直接连接，让土地增值收益全部进入农民手里，所以现在的很多地方都是这样。销产连房实际上就是这样，中间少了政府插手，而且政府插手是腐败的“温床”，现在所有落马的官员，几乎都与土地有关，所以这个问题应当赶快来做。第三个应当制订明确的规划，保证所有的公民都能根据自己的能力享有住房服务。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想说一点，到底是让所有人都买房，还是怎么样。任志强曾经说过，百分之多少是不应当买的，那天我见到他说，我说这个话是对的，但是这个话不能你说。我们知道美国的住房制度最高是6%，30%几是租房。根据中国的统计，高的时候，中国自有住房是88%，低的时候80%，如果真的低的话，都干嘛呀。有户口的人，80%几有房，那还闹什么？这里面问题到底在哪里？

　　易纲：好几个来源，有81、有84的。

　　李扬：有户口就有房，有房的80%几，所以下一步所谓适当的住房应该有定义。各类人口，各种需要，有不同的发展规划。第二，比如说北京是84%，你看北京胡同里面，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设施，没有排下水道，这种算不算自有住房。

　　吴晓灵：有房就行。

　　李扬：就算你没有露宿街头，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第二个是加快城镇住房和市场交易，改变住房供应现在过渡依赖新建设，现在为了防止投机，二手房交易可以重税，北京二手房市场很发达，但是北京房子是最多的。第三应该多建房，集资多建房。四，各级政府应该切实担起责任。五是利用税收鼓励节能、节地和商品住房。

　　第四个问题是完成住房的金融体系建设，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几个要考虑的，一个是政策，应当体现普通居民购买住房的意向。开放商无属地开发，普通老百姓贷款的话，贷款压力越来越大，各国都是把居民购房贷款的利息减免税。就是说你利率再高、再低，跟购房者基本没有关系的，我记得晓灵曾经说过一次。

　　吴晓灵：一套面积之下的住房。

　　李扬：第二个是建立各种类型为主要功能的商业性、政策性以及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住房机构。现在很大的问题，包括要改革现有的所谓公积金制度，现在也是一个问题。防止大量住房储蓄资金，属于监管无力。第三个是结合征地体系建设，建立良好的体制。第四是提供担保保险，同时分散银行的金融风险。五是鼓励保险机制，进入居民住房的首付等各个环节。

　　住房的第四个问题，现在房地产有很多问题是宏观问题，但是市场结构。比如说有的人压房等等，不是加息减息等解决的，而是严格进入来解决的。这些年来在经济理论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就是所谓寻找宏观运行的微观机构，所以发展起来一个微观机构市场，这里面要解决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当注意。

　　第五个，还是要增加住房的投资，增加住房供应，尽快改变供不应求。房价很多，有很多分析，但是多数人还是赞同的。现在所有的政策都在控制，这个还是要检讨，最近(刘住成)有一个提法，就是以增大投资来提高消费率。住房进入消费，进入CPI，不可能以投资价格比。你必须先有投资，才能有折旧，有大的存量才有更大的折旧品，这样的话居民消费中住房消费份额才会占很高。你比一比，大家说中国消费率太低，比一比发达国家，美国大概是三十几到四十，我们是十几。第二，替代各种休闲发展消费。就第一点来讲，没有存量，没有一种投资造成的存量，基于类似的折旧机制，就没有今后的住房消费比重的提高。没有对各种休闲发展设施的先期投资，就没有未来它在这上面消费很高，所以在这个地方投资，要看好投资的焦点，这是一个时间关系，我觉得这个非常有便利，而且和统计技术衔接了，这是我说的第七个问题。

　　第八个问题是注意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金融问题。这个事情我现在还没有把握说清楚，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事，而且是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对世界有影响，世界经济对我们也有影响，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不熟悉。但有两点，我觉得大致是看清楚了：第一个就是应当牢固树立基于全球来配置资源。不要局限在国内来谈问题，而应当在全球的眼光看中国的问题，现在大家谈投资谈的很多，说是资源优势，燃料等等，我觉得这是不能成立的，凡是可移动的资源都是可以通过贸易，通过国际交往，国际经济交易得到的，这并不是一个真的因素。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和陈源谈了半天，两个多小时，他在全世界跑了以后，资源根本不是优势，他以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的眼光说，“中国根本没有资源优势”，它矿砂不卖给我卖给谁，那个铜不卖给我卖给谁？中国完全可以在有些可交易的资源。讲到共赢的问题，日本方式的问题，中国应当考虑方式的问题。其实在中国当天，真正体现优势的是环境，不可再生、不可交易、不可移动，这个问题，所以我是很主张对于资源，与环境有关的各种各样的要素。但是像对矿砂、石油这样的问题，是有依赖的。我觉得大家不能低估技术进步的作用，在座的差不多都是那个年代的人，都读过《罗马报告》，那个时候什么都是问题，粮食是问题、土地是问题，现在看都解决了，不能够低估科技进步的发展，要回避这样的风险，科技进步一定会给我们找到一个解决的方略。这是第一个，要关于全球配置资源。讲这个问题，大家谈论比较多的就是一旦如何，一旦打仗，它控制住了我怎么办？我想这里面有两点大家要注意：第一，邓小平先生领导中国改革开放，有一个基本判断的改变，从打仗的天地转到和平发展，这么一个判断，使得各国以邻为和，那样大的状况不会发生战争。第二点，早些人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国家不卖资源就没有钱，所以在打仗的时候，也要想办法进行交易，所以这个约束是有一些，环境约束是个真正的约束。

　　第二个就是要注意金融一体化的影响。全球化下的宏观调控和货币金融政策问题是我们新的挑战，没有经验，我有一些想法，但也不敢确立。大家注意，在回顾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是沈联涛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后脊梁发凉，但是他说“祸起日元”，造成了资金自由流动情况下，造成了投资借日元投资于美元，进一步人们又投资于和美元挂钩的这些国家的资产，亚洲国家各国都是这样。然后资本可以迅速流动，借助全球化的一个动力，可以流动。就造成了这些问题。所以他这个研究，就说明了什么呢？很清晰地解析了汇率、国际资本流动、利率、国内信贷、资产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我想沈联涛先生的研究，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已经而且会越来越大规模的遇到，汇率不能不说利率，不能不说国内的资产顺差，这些东西不能忽略，仅仅谈那么一个问题，资本战略、开放等等，那是不行的，应当有一个全局的视角，我想谈谈这一点。关于这里面，我觉得有两点也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个就是国内金融稳定，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最重要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要外部平衡而牺牲内部平衡，无条件地作为国际条件收支，会造成灾难的。第二就是国内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合理性，国内经济结构的合理性至关重要。因为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应当说参与性很大，没有问题的话，就不会造成很大的灾难。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的耐心，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