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八个问题

　　7月28日，第三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在青岛田横岛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未来十年中国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新浪财经对会议全程进行直播。以下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发言。

　　李扬：各位上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当时给我布置这个任务，谈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问题，我非常同意刚才两位说的，现在提到的问题都是很长期的问题，说起来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千头万绪，几乎各方面都需要调整。但是限于时间，也限于本人的学识，我想谈八个问题(全体笑)，要列二十个也没有问题。

　　第一个是宏观调控，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科学、统一的框架，现在都谈宏观调控，但是作为研究来说，我觉得框架不统一；第二个，公平收入分配，成为核心；第三个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第四是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第五是货币政策的(泛指)需要调整；第六是

资本市场应该有更深入的发展；第七是

房地产问题，应当有一个大的思路。第八应当注意中国经济在开放过程中的新问题。

　　首先给大家讨论第一个，宏观调控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框架。宏观调控几乎成了人人都说的一个词，但是我们注意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门在说这个的时候概念不统一。简单地说，大家说高投资，就投资本身来说，确实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投资只是需求的一个部分，需求要和供应相配合。所以高投资问题，投资高还是不高，如果不在这个框架中去分析的话，我觉得它就失之片面。再比如出口问题，大家都觉得出口很多，造成了外汇储备增长很快。高出口确实遇到很多问题，但是如果把出口和国内储蓄过剩联系在一起，可能就不高。所以我觉得应当重申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等式，储蓄等于投资加出口。这个基本等式，我觉得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或者是忘记了，或者是没有明确地提出来。因为你想，GDP增长起来了，消费不了的部分就是储蓄。现在有些提法是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出口就两个：一个是投资，一个是进出口。所以在储蓄率不能够有效降低下来的情况下，中国储蓄率很高，有很多的原因。最近我们有好几篇文章分析这个问题，比如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都是造成中国高储蓄的很重要的体制原因，而且这些原因可能都不是货币原因。在储蓄率不能有效降低的情况下，如果降投资率和降出口，是不现实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图一定要拼得起来，一定要加起来是1，不能说讲投资就讲投资如何如何，讲进出口，平衡国际投资，好几个部门说三年内平衡国际投资，就投资管理来说是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你平衡了以后，压出来的那部分，短期的消费由谁来弥补？或者是投资，投资已经很高了；或者是消费，消费本来就不足。所以我要说的就是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工作，当然也许对一些高层领导，专业不是做经济研究的，也许勉为其难，但是理论界至少框架要统一。我们在院内开会的时候，多次说过这个问题，不是说高投资一定就好，而是说不得已。没有这个投资，储蓄吸收不了。不是说高出口就好，而是说没有这个出口，储蓄就不能平衡。我觉得这个框架应当稳定地建立，不稳定建立的话，对形势判断可能就有问题，另外采取的措施可能会损害国民经济的有序增长。

　　第二个就是公平收入分配，应当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我们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个研究，也是对高储蓄率引申过来，这是总体上来看的。也分析了高储蓄的各方面原因，但是进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分辨国民经济部门中，究竟哪个部门在储蓄，然后你才能有的放矢。我们用的是资金流量表的数据，研究三个结论：第一，居民储蓄是下降的，由于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滞后两年，所以我们得到的是2003年的数据，从1992年-2003年，居民储蓄率从22.6%，降到了18.1%，这个下降还是比较显著的。现在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42.1%，是这样一个状况。最近两年，因为数据不能及时，但是根据参考的数据可以看到，居民储蓄率还在下降。储蓄率下降无非两个原因：一个是国民收入占比下降；第二个是拿到收入之后，它的储蓄倾向下降。其实这些年来，居民储蓄倾向有所上升，因为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使得居民必须多储蓄，实际储蓄倾向是上升的。因此这个问题归结为，居民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它的比重在下降。这是比较强有力的数据支撑了，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是企业储蓄是上升的，1992年到2003年，企业储蓄从11.5%上升到17%，还是比较高的。世界银行友好人士说，中国企业这几年效益在提高。三大原因：第一，成本太低。你想想，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劳动力工资翻多少番，这个各位都很熟悉。第二，工资水平下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资金成本是很低的，当然原因很多，全世界的低利率，使得企业资金成本降低。第三是大量的垄断，这几年非常明显。

　　第三，政府储蓄急剧上升。从这十几年的情况来看，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1年比较平稳，有点波动的上升；2002年之后，剧烈上升。这个我们可以回顾，大家都很熟悉，曾经在90年代初期，我们主要任务是提高两个比重，因为两个比重在下降。因此在花了很多的气力，包括税改，希望把这两项提高，一开始没有明显的效果，甚至有所下降。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效果。2004年之后，增值税超收五千，2005年超收五千，2006超收七千，今年还没到。仅从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政府的储蓄上升非常快。政府储蓄上升，同样可以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看，初次分配，政府现在非常深的参与初次分配，企业也在参与初次分配，而且再分配，我们用的资金流量表可以看出，再分配是负的，也就是说政府多收了一部分资金。至少统计里面，再分配里面，政府是负作用，没有改善再分配，而是加剧了再分配的不公，数据显示这样一种情况。而且政府收入这样，我们从1992年-2003年，从6.55%提高到9.39%，占总储蓄的39.7%，这两年提高更快了，估计现在应该在30左右。加上有很多未统计在内的。当然了，土地出让收入这一块，现在是想进来了，但是还是没有统计进来，还有其它一些依据政府权力来收费，各种各样的费项，加在一块的话，应当是相当高的。

　　所以现在有时候在谈，比如大家说调控投资，有一个自然的思路，调控投资就是压贷款。现在问题是，是企业有钱，政府有钱，它们有钱是不通过贷款的，现在自有资金60%左右，过去我们看数字，谁都会说它们哪有钱，都是银行有钱，现在真正实实在在的是它们有钱。政府投资，货币不可能调控政策的，货币不可能调控大投资的，它现在还讲贷款。这么多的企业一上市，一搞几千亿，这是资本金。所以我们作为金融研究，我们特别关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的变化，而不是同时观察负债和资产变化。过去如果说投资上升还是下降，一定是资产要看的，有贷款增加在前，有存款增加在后。现在不是，贷款可以保持很平稳，但是现在所谓负债调整什么呢？A企业的存款变为B企业的存款，不在负债资源里面，不增加总量，不改变总量。我们看到好几个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负债面的变动比以前要大，不像过去联动，增加贷款。由于是这样一种分配格局，使得我们很多宏观调控，是没有把它根本做实。政府很多的钱愿意做投资，现在投资主力是这两块，政府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为它有钱，有着自有资金。

　　如果是这样，下一步的任务，而且是个长期任务，就很明确，应当公平收入分配，调整整个的收入分配格局，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公平收入的目标。我们想，中国经济从1949年以来，算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文革结束之前，是阶级斗争为核心，阶级斗争为纲的阶段，这个也无可厚非，一个新政权；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是经济建设为核心阶段，这也无可厚非，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因为经济的发展，现在已经更多的依赖市场经济，依赖企业自身，经济增长这个问题，不需要政府在那么多的去鼓励、去自己投入其中去参与，要靠市场、靠企业，这个时候政府的功能，发展的战略就应当是建立和谐社会。所以我们是举双手拥护和谐社会的建立，到了这个时候，收入的源泉不断涌流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注意它的公平收入分配。

　　措施有很多，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恐怕就是注意提高收入，不只是农民工，还有一般的就业者。在座的论坛成员、

公务员，大家想想我们的工资是没有跟上GDP增长，刚才小敏说的腐败等等，那是一系列的问题。广大的公务员、农民工的收入都需要提高。当然我们在提这个政策建议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考虑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中国是不是已经开始到了转变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阶段，因为这个事情你不可能都得到，你现在是低成本的优势，低成本优势造成很多问题。你现在提高工资、提高成本，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以后在劳动力成本、竞争力上下降，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核心竞争力的转变，因此而开始向提高节约型、提高技术含量要效益，我觉得是到了这个时候。所以那边在提高工资的时候，同时要想到我这边的竞争力是怎样的，我就要想到出路。第二个是全面的向公共财政转型，这是刚才说的，完全一致。重点在三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各种福利支出，过去欠帐的赶快还；第二个是增加社会消费。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打着增加社会消费的名义，增加社会投资，我觉得应当转变。一修个路就要收费，你看北京那个，那个收费站就等于印钞机一样，早八百年就收回来了，还收。以前说贷款收费，要还款。现在我知道有一些人研究，中国的高速路很大一部分是赚钱的，收成本的部分已经过去了，还收。所以收费的那十几个人，可能比你很高级的技工收入还高，他就是在点钞票。

　　吴晓灵：中国的公路很少有不收费的。

　　李扬：无路不收费。但是同样要看到，当我要说提高福利水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走北欧的老路，现在有一个这样的倾向。说政府有钱了，利用政府收入高的时候，解决一些临时性问题、一次性问题，可以。那个东西是刚性的，增加大家都高兴，一减少大家就骂政府，马上上街游行，就是说这个尺度要放在哪里，要很好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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