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逢明：金融创新思路与机会分析(4)

　　综上所述，因为我讲的比较简单，所以我想说一些我基本的结论和建议。

　　第一，金融创新已经具有迫切性。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增长模式的转变实际上需要金融创新，增长模式的转变、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实际上迫切的需要金融创新，金融风险已经出现，而且在转变过程中随着银行金融业公司战略的转变，也都对金融创新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第二，金融创新的目的是增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提升金融系统配置风险的功能，从而在改革发展中保持金融稳定。

　　第三，积极推动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开发，以证券化带动金融产品创新。证券化是一定要做的，其实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证券化应该是推动资本市场发展，而且是金融创新的保证，其他很多很多的金融创新都是在证券化的基础上做起来的。事实上美国在克林顿政府以后，国债市场相应的萎缩，实际上现在最大的市场就是ABS市场，甚至证券化、证券的利率已经成为基准利率、参考利率。

　　第四，货币市场的产品创新宜以发展基本衍生品市场入手，进而鼓励银行等金融发展复杂的结构化产品。

　　第五，目前应该尽快恢复和推出管理市场风险的衍生品，并积极的探索信用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这就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一定正确，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主持人：宋教授演讲的理论逻辑是非常严谨的，大家关于这方面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听众：最近国内一些大的银行高层人士频繁调动，之间有没有脱秘期，一般说在一个银行做高官不能跳到另外一个银行去的，因为你知道很多信息，我就想问一下，因为宋老师作为建行的独立董事，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宋逢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有关系的，我认为对于公司治理的影响，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建行最近换了行长，原来的行长自己提出来要求辞职，任命了新的建行行长。当时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坦白地说我们有一个担心，担心资本市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映。等到这个信息披露以后很有趣，建行的

股票没有跌，好象还有一点上升。这个股价上升绝对不是市场认为常行长干的不好。这说明什么呢？首先市场对于中国银行业价值的评估首先是建立在对于中国整体个宏观经济增长和中国银行业整体增长的信心上面，我认为这点很重要。所以国际资本市场并没有因此而作出负面的反应。从这点来讲，至于说冷冻期的问题，常行长已经做了承诺，他绝对不会泄漏建行的机密，在中国的干部管理体制当中我认为在公司治理方面现在有很大的进步，现在据我所知，中组部在下文件的时候实际上张行长是担任建行的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和执行董事、行长，他因为是党委换届选举，所以任命是党委副书记，对于担任副董事长和执行董事，实际上中组部的意见都是给予提名，所以公司治理还是有很大进步的。

　　我个人来看，党的组织部门挑选我认为还是要有基本的信任，也是德才兼备的角度来挑选，所以我们的董事、独立董事。建行的独立董事除了我一个是本土的其他的都是境外的，境外的独立董事通过他们的独立判断，他们并不认为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好，所以大家是一致独立举手同意的，所以目前在中国的体制下面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尤其是我搞学术研究的，我认为套用美国的模型用中国的数据来算一算就成为科研结果，这很多都是初级阶段。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有很多人等到发生困难的时候喜欢很简单化的说是因为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这是非常简单化的说法。实际上我认为不是这样，比如说根据我们的调研，因为在座的也有很多媒体，我很襟翼你们到央行去调研一下，根据我调研了解的情况，浙江省没有一家银行办的不好，包括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率都控制在2%左右，国际水平。为什么？就是那里的经济体制改革我认为很重要，浙江省的金融贷款70%以上是中小民营企业，我认为信用环境非常好。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是要相信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而且我觉得在这点上面国际资本市场那么多的国际机构投资者好象比我们还要积极，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

　　听众：第一个问题，您刚刚也谈到中国商业银行目前确实存在流动性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之后可能要面临流动性的危机或者流动性的风险，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第二个问题，您刚刚提到国家开发银行的信贷问题，可能相关部门也把国开行的相关管理经验作为模式，您对目前中长期信贷的风险怎么看？

　　宋逢明：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银行业现在的流动性过剩会不会转变成流动性紧缺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讨论如果发生这种转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发生？如果我觉得中国银行业能够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我认为是大好事。如果照我个人的看法，只有一种可能性才能使中国的银行业流动性问题解决，那就是银行的资金出现脱媒，如果我们得到直接资本市场是健康的我认为绝对是好事，如果我们的银行业出现不足的话，那么资产证券化和随之而立的金融创新一定会得到蓬勃的发展。我觉得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所以我觉得所谓的流动性危机好象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实际上从国际银行看，因为流动性危机发生问题的现象是比较少的事情，近期并不会出现。再加上中央银行最后的贷款支持和救助，一整套维护金融体系的制度已经建设起来了，在中国我们不是很担心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我曾经跟一些政府官员讨论过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我们现在金融改革的思路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银行业金融的主体，而银行业当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的比重又是非常高的。我记得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因为他成为担任过克林顿竞选班子的首席经济顾问，口口声声说中国要发生经济危机，国际金融机构当时也一再的发出警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国有银行很高的不良资产率。因为这么高的不良资产率在股改之前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实际上完全靠政府信用在支撑，这个就酝酿着很大的危机，但是我认为党中央国务院应该说非常有魄力，采取了银行股改，应该说这样的大手笔世界上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没有谁敢提得出来，我跟美国教授都讨论过这个问题。

　　现在工农建股改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国外没有人再说中国要发生金融危机了。金融危机最厉害的是银行危机，银行危机最厉害的就是流动性危机。股份制商业银行当中现在也在引进战略投资者，也在战略重组，比如原来资产状况比较差的光大银行和广发银行，改革也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这样改革以后流动性危机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威胁应该是不大的，一旦发生的时候可以关闭，中央可以作为贷款来接收，可以充分体现我们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就像对付非典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流动性危机的问题不是一个大问题。

　　国开行这个问题我有一点为难，我跟他们签署保密协议了，但是我可以讲一下一个学者的客观评价，我认为国开行非常大的优点，一个优点我认为国开行在战略上比较领头，国开行在金融创新方面我认为在国内的银行业当中是带头羊，比如说去年国开行和建行一起做了证券化的试点，而且做的也很成功。国开行他们曾经请我去评审他们的创新项目。当市场有缺失的时候、市场失效的时候政策性金融进去，填补市场的缺失，推动市场的发展，为后面的商业兴金融创造条件，我认为这个将是国家政策性金融或者开放性金融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总体来讲我对国开行的资产质量和国开行的经营战略、发展我其实都是采取相当正面的评价态度。这是我的个人感觉。

　　听众：两个问题，您作为建行的独立董事，您是在建行的董事会里如何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的？第二个问题，请您对建行公司治理和工商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宋逢明：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可以非常直截了当的回答你，我做的很不够。因为我对中行独立董事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中行的独立董事我只认识杨先生，杨先生原来当银监会的咨询顾问的时候我个他合作做过很多研究，杨先生是我非常敬仰和钦佩的人，我觉得他是非常优秀的金融和法学的专家，其他银行的独立董事我不是很了解。

　　我可以介绍一下建行的，现有的四位独立董事，除了我以外有一位是日本非常著名的银行家，他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成就日本》，这本书是中文的。他确实是很传奇的，因为他在60岁之前没有在银行做过，60岁以后加盟花旗银行成为花旗银行日本分行的最领导人，他在那里退休以后跟美国的一家对冲基金收购日本的一个银行，把一个长期信贷救活，而且他准备退休，准备到北京来专门帮助建行，当然他没有授权我披露他的信息，他同时担任银监会的顾问，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专家。

　　我在跟他共事的过程中我认为他确实具有非常的银行经验。另外是于女士，当过中心公司的总裁，她是美国人，她非常的熟悉，而且我认为她人品非常好，独立性判断能力也非常强。还有一个人是谢先生，他曾经担任香港会计师协会的主席。

　　建行的独立董事，第一，名气不像公行、中行独立董事那么大，但是我觉得专业性上来讲建行的独立董事都很专业。

　　第二，我认为建行的独立董事还是非常致力于保持独立性的。因为像于女士我们也经常进行讨论，中国的很多问题需要按中国的方式来解决。我有一个建议，据我所知现在三行的独立董事真正拿中国护照的好象只有一位，钱教授拿的也是中国户捉，但是他现在已经回去工作了。其实我比较建议应该以本土的独立董事为主比较好，因为便于作为沟通的桥梁，我觉得这个还是起作用的。因为他们有非常丰富的银行业经验，而且他们很敬业，他们全心全意的想把银行办好，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太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需要有一个跟他们地位相近的人便于跟他们沟通和起协调的作用，这个是我个人的建议。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建行独立董事的一个特点，所以建行没有哪一个独立董事提出我不想干了，我跟你的银行领导意见不依拂袖而去，现在还没有。当然公司治理是比较大的工程，现在独立董事和管理层的关系，还有跟我们专业汇金公司派住的人，有些观点还是有差异。

　　比如独立董事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讲，有外部治理、市场治理，是靠市场进行交流的，但是很重要的内部治理，上市以后的问题是内部治理。而内部治理当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薪酬制度，如果为全行的员工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工作。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薪酬激励制度，比如高管人员和普通人员之间是差距是拉大还是缩小，这个意见就很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董事会的讨论应该说还是相当民主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很多表决并不是全票通过的，公司治理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是我刚刚跟你讲的第一句话我做的很不够，我确实觉得我们跟国际要求的独立董事所发挥的作用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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