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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听到了总理说我们准备改革我们的汇率机制，使得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均衡点。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有太多的货币供应的话，又没有足够的冻结，通货膨胀就会出现。那种情况对于中国来讲也不是一种有利的情况，因此我认为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包括今年我们还是很放心的，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还能够成功地完成我们的任务，但是当然我们需要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长期的考虑。对于汇率市场的问题，对于外汇市场的问题，我同意你刚才说的话。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汇率制度不同的阶段，在1986年到1994年这个阶段，我们有双轨的汇率
制，也就是官方的汇率人民币高估，我们有一个出口向外汇留存的制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FX外汇留存市场，这个市场是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产生了很多他们交易衍生品。当然我们并不能认为双轨制是非常好的制度，所以在1994年1月1日的时候，我们就填补了官方的汇率和市场汇率之间的缺口差距，允许人民币有一定浮动的幅度，也就是每天大概是0.3%的幅度，所以从1994年到1997年这个阶段汇率是波动的，最后达到5%的名义升值。因为中国在94、95、96年的时候通货膨胀比较高，最高的通货膨胀率是在95年是25%，所以实际的汇率使人民币升值了大概30%。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得出了同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市场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去建立起这样一个外汇市场，很多的银行努力的使用一些新的产品。比如说很多的外汇方面新的产品，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那个阶段，监管当局是要控制风险的，经常尽量想要压制银行的这些做法。因此我想你说得非常正确，在最近几年里，由于波动的幅度非常小，所以就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去发展这样一个外汇市场。也许随着改革的进行，随着比较大的波动的幅度，外汇市场会发展得更快一些。但是我们要更好的去设计最基本的制度，并且能够批准一些非常复杂的产品，事先批准这些复杂的产品，让市场的参与者和商业银行能够了解这个概念，当然他们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去使用这些概念，但是至少他们应该知道总有一天以某种方式还是要使用市场上的工具的。
约瑟夫·艾肯伯格：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再问一个非常简短地问题。
提问：我想问一下周行长，现在我们宏观的目标很多，比方说刚才讲到经济过热，所以我们要提高利率，但是同时又要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鼓励消费，所以这几个目标当中实际上如果我们有升的话，它是有冲突的。比如说利率升了以后，人们就有更多的储蓄，同时人民币升值压力就不能减轻，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这几个宏观目标里面哪一个是最主要的？或者说在控制经济过热的同时怎么样来防止对其他两个目标产生的不利影响。比方说鼓励消费和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方面？
周小川：首先我说作为政府，或者作为执政党，对于宏观调控持有多目标这是正常的，但是确实多目标经常是相互冲突，并不那么容易实现的。当然我们数学有多目标优化的数学模型，但是实际上对多目标的加权，每一个目标的权重历来也是争议不暇的，中央银行就愿意简化这件事，作为《中央银行法》规定，明确规定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持一直稳定，这有一点像通货膨胀制这种说法。当然最终决策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这些事都还是可以讨论的，最后定到什么程度，可能还是有这样一种权衡的。我们想从现在的情况来讲，对于整体经济如果存在过热的局面，我们可以用现在主要通过吸收流动性，提高贷款利率的办法来适当降温。对于鼓励消费来讲，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应存款利率上升以后可能会把更多的钱吸收到银行里面。当然消费还有其他方面的政策，好在我们现在中央银行调控的利率，存款利率、贷款利率是可以分配调整的，这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因素。从汇率的角度来讲，刚才斯坦利·费西尔也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在现行体制下可能有一个名义铆的考虑问题。另外国际收支的顺差总体来讲，而且是比较大幅度的顺差应该对于经济的温度有向上推的作用，同时表明居民储蓄比较多，消费比较弱的局面，所以在国际收支方面也有一些政策调整，使得宏观调控适当的下降，使得消费能够适当地上升，当然汇率政策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工具，恐怕多目标是没法协调的，如果还有几个工具，我们可以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来使多目标都向希望的方向走一点，但是也不可寄予太高的希望，因为总体来讲有一些结构政策就应该用结构政策去解决，货币政策总体来讲还是总量。
约瑟夫·艾肯伯格：周行长，斯坦利·费西尔先生，我代表在座的人感谢你们刚才所做的精采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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