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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还看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观察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很高，中国国内储蓄率大概是40%多，非常高，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一般来说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储蓄率，或者没有同样高的国内投资率的话，所有的国家贸易都会出现顺差，会出口，这样不取决于中国的汇率如何，中国都会对所有的我们产生相当大的贸易顺差，所以我不认为中国未来仍然有这么高的储蓄率，也就是说促进国内消费非常重要，对于长期的经济平衡来说，推动国内内需非常重要。尽管如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推动国内的消费取决于成功建立起信用的，
可持续发展的一些体系，比如说养老金系统、医疗保健系统、教育系统、住房体系等等，只有这些才能很好帮助我们推动国内的内需，让大家满意，除非他们觉得对于未来要求能够很好的满足，否则还会把大量的钱存在银行不去用，所以我们必须要牢固记在心里，这是非常显而易见和容易理解的问题。刚才薄部长还讲了自由贸易区等等，我就不想再重述。
显而易见，在过去十年中东亚成为非常首尾一致的贸易集团，50%以上的贸易经济都是在东亚内部本身进行，在60年代、70年代都是这样，当时东亚主要的贸易都是去欧洲、美国，现在50%以上都是在东亚集团内部进行的贸易。与此同时投资也是如此，他们尽量在本区域内相互投资。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是是不是这方面有着互补性，还是有着竞争性？基本上你如果看看亚洲经济本身，基本上是三个集团。第一是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新加坡，当然还有第三个集团就是新立的工业化的一些地方，像香港、台湾地区，还有韩国。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地方的竞争性并不是很大，因此他们之间相互的经济是互补的，而且发展演变是非常快速的。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体，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的话可以相互带来很多的益处，而且哪些国家的经济规模更大，不同之处更大将会受益更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建立自由贸易区能够带来好处。
另外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区发展的趋势，它的发展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非常有希望的前景，因为大家都在不断地谈论这个问题，是否能够建立东盟加三的自由贸易区，是我想说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我们有一些要讨论的问题，我很快给大家讲一讲。第一是标准化统一；协调汇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改进我们的经济，它可以帮助我们非常稳定经济和货币兑换率，而且还可以很快交换劳动力，这样就能够做得更加有效。另外还有资本市场，外国投资在中国协调，实际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来做这样一些工作。当然中国实际上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一个领导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世界贸易系统体制。有一个问题，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应该能进一步做。还有就是原自己国家的原则的问题，能不能和国际发展趋势统一起来，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安全应该让它符合全球的发展趋势以及尽量避免分散化，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贸易更高，还有其他的经济体应该采取领导地位，朝这样的关税体制发展，把它基于商品分类的基础上，而不是按照国家分类，这样可以加强生产方面的效率。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也是有单独一系列的标准来描述成员国一些原国家自己的规则。还有一个反倾销规则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基础建立在原来国家的基础上，这方面的含义并不大，在世界上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应该把它建立在商品的基础上，实际上把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完全可以相互之间进行外包，我们有这样的基础，我们这样的基础应该建立在产品上面，而不是建立在来源国上面。还有建立非常好的劳工标准，关系标准等等，这些标准都是发展中国家不断推进的，我们要把这个标准化做好。同时要把一些问题内部化，比如说贸易摩擦问题，作为共赢的解决方案。
最后讲一个问题，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亚经济在不断发展，我们将看到新的共同的货币出现，不管是什么钱，是圆的还是希望的货币，这样从结算角度来讲，对他们是方便的，也是核算的，同时经济也是非常好的。
唐纳德·约翰斯顿：谢谢刘教授。下面我想向刘教授提第一个问题，你的网站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希望看到这些幻灯片。能不能告诉一下你网站的地址。
刘遵义：现在没有，但是如果你到香港中文大学这个网址上，很快就能找到我的名字，这样就可以找到我的网站，谢谢。
唐纳德·约翰斯顿：现在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提问，谁来首发问题？
林毅夫：我是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有一个问题跟薄部长请教。我个人非常同意你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人民生活改善做了很大的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给国外公司分享中国的利润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同时中国人民生活的收入只有发达国家的3%，所以中国要变成一个小康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在对外贸易上面中国碰上一些问题，除了刚才刘遵义先生所讲的中国成为世界最多的反倾销控诉之外，在一些我们还出现了抵制中国商品，烧毁中国商品不幸的暴力事件。我的问题就是请教薄部长，到底我们商务部有没有什么政策缓解这种情形，来改善这种状况，让中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谢谢。
薄熙来：谢谢林教授的问题，林教授我们过去也都交流过，我觉得给了我很多的启示。关于中国商品在国外的处境问题，现在中国政府是非常关切的，社会上非常关注，从西班牙发生中国鞋的事件以及最近在俄罗斯也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中国政府对这些事情我们是十分关切的。我想中国的商品这些年确实有了一个高速的增长，出口量发展得很快，对于一些国家的出口有一个激增。这种现象是中国加入WTO以后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产生的一种现象，而且中国的制造能力，特别是在中端、低端产品的制造能力进一步释放，产生了这个现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于出口产品它的质量、价格在规范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跟不上去。当然这也反映中国政府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就是以企业为主导，让他们走向世界，不愿意给他们过多的行政上的干预。但是这些国外抵制中国产品的事件，也给我们一启示，就是说中国产品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要使他们在产品的质量上得到更好的保障，价格上更加规范。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现在大概全球最关注的是中国纺织品，在全球纺织品一体化，2005年1月1日实施以后，实际上欧美以及亚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纺织品的出口都非常地关切。实际上近几个月以来，或者是半个月以来，中国商务部都在认真研究这些问题，细心地跟国际经济界对中国纺织品、服装的反映，我们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希望中国的纺织品在全球一体化以后，它还是一个稳步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尽管全球纺织品一体化，WTO的规则给了中国一个权利，而且这个权利是在几年前我们加入WTO的时候，我们在其他方面做出了很多让步以后得到的这样一种权利，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尽管如此，我们对世界贸易的总体局势负责任，希望它平稳增长，所以事实上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自律的办法，希望它稳定增长。我认为在自律的过程中，有助于确保这些产品的质量和价格相对的稳定。
在纺织品方面我们第一次就制定了8条措施，包括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加征关税。同时对中国特别有竞争力的28项涉及到服装纺织的产业，限制它固定资产的投资，也就是说限制它生产能力的增长。最近我们又实施了纺织品自动出口许可的办法，另外中国的服装业、纺织业也在走向成熟，有几十家中国最有影响的出口纺织企业，出口服装企业主动向商务部提出来，谈了他们的想法，他们愿意采取行业自律的办法，在全球纺织品一体化以后，对本行业的产品质量做出规定，互相协调。这些企业正在开展他们的工作，我们认为这是对贸易负责任的表现。
总之，中国政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对于我们特别有竞争力的这些产品，当然主要表现在中端、低端产品，我们一方面尊重企业的发展权利，另一方面适当地给予规范，要提升我们在国际市场上产品的质量，而且努力保持价格的稳定。在纺织品方面当前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今后在贸易其他的领域里面倾销、反倾销，贸易方面的争端会不断地出现，因为事实上中国的贸易关系和很多国家已经是短兵相接发生很多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会按照WTO的规则来做，而且我们是要按照几年前在WTO我们加入时候所做出的承诺认真来做的。谢谢！
唐纳德·约翰斯顿：谢谢部长阁下。
提问：我是花旗集团，我想请问刘教授一个问题，几个观察员在过去24小时都讲到了很多数学计算的结果，说中国不可能经受住过去几年长期高速的出口增长，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不断地强势增长，就意味着今后应该把重点更放在国内的内需上，让市场来推动发展。当然这个问题也符合这样一个目标，就是中国政府要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国内的内需和消费，这确实是一个挑战，怎么样来把存款利率，还有宏观经济调整做得更好，因此我想请问在座的专家能不能谈一谈行业结构在中国意味着什么？例如垂直化，还有服务行业的发展，他们能不能满足今后的这种需求，一旦中国内需增加的话，实际上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考虑中国今后的发展。
刘遵义：这个问题很好。国内的需求，我们先看一看今后内需发展的情况，首先是住房、更好的交通，更好的衣服，先有这种要求，然后以后就会有一些商品等等，确实我们听到徐匡迪教授他给我们看了一张图，这张图非常好，就是消费结构将要改变，现在仍然是一些具体的情况，但是今后是什么样子，服务可能是低附加值的服务，但是实物可能向更高的层次演进。
薄熙来：我想说关于市场的问题，中国在高速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越来越多注意中国的市场。现在中国大家在热切谈论我们的贸易总额一年晋升一位，去年达到了世界第三位。但是也不过就是11500亿美元，而且这里面有大量的是加工贸易，增值的成分并不是很大，实际上中国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国内，因为我们国内市民的消费加上生产资料的消费，去年是16万亿人民币，1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计算方法有2万多亿美元，如果用购买力评价计算的话那当然有多得不得了了。因此中国国内市场，国内消费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政府、中国经济界我看得出来，大家越来越关注国内市场的消费启动。
前几年，应该说中央政府是着力进行宏观调控，控制过大的投资。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拉动力，投资和贸易是主要的动力，但是大家也注意到在温总理政府报告里面特别讲到了驱动国内消费的问题。我们的消费比率和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相比都是低的，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当然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包括中国人历来勤俭持家，他还有一种存钱的习惯，但是现在我们也确实感觉到国内市场如何启动，如何提高我们的消费率也是当前一个重要的方面，我想今后几年在中国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如何把国内消费调动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最近，商务部我们有一些专家下去做了一些调研，我们认为在这些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而且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并且每年还在不断增加消费市场，也为我们进一步地和世界各国做生意提供了一个最有利的条件。大概中国沿海地区有人也做过这种统计，现在这种统计的标准还不大一样，大概每年新增2000万人左右具有中等消费水平的人士，这样中国的消费市场在今后几年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而且中国的消费层次，在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还可以有一个合理的配置。谢谢！
唐纳德·约翰斯顿：谢谢薄部长。
提问：我想问一下薄部长，我非常担心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性会增加中美贸易摩擦的紧张趋势，你已经讲到纺织品的问题，我也同意你所关注的问题。另外你在发言中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设性的理由，就是为什么这种贸易的问题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待，我也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不幸地是美国的政客他们似乎不同意你这种逻辑的解释，实际上几周前在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和民主党们共同推出一项法案，这个法案要对中国所有的产品施加关税，如果人民币在180天不调整币值的话。同时我也听说华盛顿有关中美贸易的专家告诉我说，这将会是中美贸易的摩擦最严重的一年，也就是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年。你是否担忧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关系呢？如果你担心的话你将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去处理有可能由此而研发的政治方面的冲突？谢谢。
薄熙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是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占贸易额很大的份额，而且在中国贸易结构里面我们体现了很小的顺差，大概是200、300亿美金一年，而跟美国的贸易顺差这是我们的主体，我们跟亚洲国家很多地方，比如说韩国我们有巨大的逆差，但是跟美国体现了与日增长的顺差。当然，我们和美国的顺差统计的方法不一样，我们和美国的数字有很大的差距，按美国的说法大概恐怕是1500至1800美金，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非常重视的。总的来看，我觉得中美贸易关系还是比较正常的，中美两国的商务主管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冷静，而且我也很赞赏去年布什总统有几次表态，都是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那个表态在美国的大选年是非常冷静的，做出了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一些决定。最近我也注意到，美国一些产业界发起了一些申请，被美国的法院所否决，我认为这一决定也是理智的，是客观的。事实上在中美经贸关系里面，它并不是因为中国体现了顺差就完全是中国受益，实际上它的另一方，我觉得在美国方面有相当多的代表。首先，中国的出口商他的获利远远赶不上美国的进口商获利，这是第一；第二，美国的广大市民从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里面是受益的，而且降低了他们家庭生活成本；第三，中国出口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国公司做成的，所以在这种特殊的经济关系里面，要非常深入的分析中美贸易逆差的内在原因。我认为美国的经济学家、政治家是比较冷静客观看待这个问题的。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纺织品的问题，还有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美国经济界关心这个问题，我认为理所当然，我也非常理解，而且中国政府从我们胡主席到温总理到吴仪副总理，她亲自主管这个工作，无数次谈论这个问题，而且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现在保护知识产权这个问题从中国来说，不仅是为了给欧美以及其他国家一个答复，更重要是为了自身产业发展的需求。中国要发展经济，要提升我们的技术水平，必须保护知识产权。前一些天我跟国家工商总局一些负责人交流，实际上在中国知识产权被侵权的，绝大多数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并不是外来的产品。我们也很希望国外的这些经济界的人士、法律专家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有效的办法，如何能够提升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这将是中国政府今后一个时期一个主攻方向。
关于人民币的问题，周小川先生他会给你们一个非常完美的回答。我听说王梦奎主任邀请周小川做演讲，我给你们的答复肯定是不规范的，你们不感兴趣的答复。还有中美关系，当然还要解决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国要求美国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我不展开讲这个问题，从老百姓的眼里来看，现在全世界都标准中国的市场，但又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这个逻辑本身就很奇怪，而且中国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我们这个市场在不断地扩大，成为世界市场新增的最大份额。在这种情况下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大家又极注意中国的市场，我觉得这种现象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中国经济有高速的发展，连续20多年平均90%多的GDP的增幅，如果说这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那是什么经济体制造成的？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之外还有一种优于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这对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所以从逻辑上来讲，我觉得有很多自相矛盾的说法。当然，我知道美国有6条，欧盟有5条，但是这些标准都是自己定的，并不是WTO公认的标准。当然中国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是很理智的，愿意跟世界所有经济合作伙伴坦诚交流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实际上现在的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虽然有一些争执，但是我觉得大家在根本的问题上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融入世界对大家都好，我们愿意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解决这些矛盾，解决这些争端。大概矛盾、争端、倾销、反倾销今后也是家常便饭，我们愿意在互动过程当中能够使大家得到一个更客观的，更理智的结论，从而使我们的经济关系保持一个正常发展的气氛。谢谢！
唐纳德·约翰斯顿：谢谢薄部长，我非常希望我们能继续这样的讨论。根据我们的日程现在应该是茶歇的时间。
约瑟夫·艾肯伯格：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能够作为这部分会议的主席，主要是讨论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新的趋势。我们都非常荣幸能够听一下两个非常著名人士的见解，他们都是在全球金融的核心人物，发言人是周小川，他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中国金融部门有着非常杰出的生涯，他曾经制定过政策也进行过监管，评论人是斯坦利·费西尔，他是花旗集团的副董事长，他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职业生涯，他也是世界银行非常高级的人士，在MF也曾经任职，他很快将会任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刚才我做了一个简短地介绍，下面请周行长给我们发言。
周小川：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有机会又参加中国发展论坛，也感谢约瑟夫·艾肯伯格先生给我的介绍，斯坦利·费西尔先生十多年前就在某个学术会议上给我做过评论人，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今天还能够对我讲的东西给予评论。听说大家关心的议题有很多有关金融的问题，我想因为大家有提问题的时间，所以我可能主要注重一、两个方面。
我想大家关心中国金融宏观调控具体的情况，关心中国经济软着陆的议题，所以我想先说一说这个议题。关心的要点就是中国宏观调控形势的变化和采用了哪些调控手段来进行货币方面的调控。首先我想说一点就是中国经济是在1997年底开始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尽管从外部很多人看起来亚洲金融危机风暴主要是冲击亚洲周边许多小一点的国家，好象中国没有受到冲击，但是实际上中国受到的冲击也很大，有很多金融机构在那个阶段都垮台了，很多工业企业，各种类型的企业都在那个时候不得不进行非常认真地重组。因为经济尺寸比较大，所以从整体上来讲，没有被冲击进攻得非常明显，但是实际上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很深刻的调整。伴随着这个深刻的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在1998年到2002年期间相对比较低一点，这五年平均是7.7%的增长。另外物价有所波动，就是CPI在有一些年代是负的，有一些年代正也是正一点点，所以总的来看这五年略微有一点通货紧缩，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就观察这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是很明显，但是很明显的转折点经过大家事后的评估，认为主要发生在2002年夏天。从2002年夏天开始物价从通货紧缩的局面开始向上走，国际收支看到资本愿意留在中国了，也就是从98年至2002年这五年期间，尽管每年差不多都有200亿上下的贸易顺差，同时我们有400亿左右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出口收汇率比较低，也就是出去的钱不见得都回来了，在外面挣的钱不见得都回来了，因此储备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爬行状态。从2002年夏天开始，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期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后半年外汇储备增长比较快，全年外汇储备增长700亿左右。这样一个转变，货币政策不可能当时跟得紧，因为总的中国各种经济学家，以及包括操作货币政策的人都感觉到中国还在通货紧缩的阶段，因此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太强的预见性，这样从货币供应量上来讲可以给2003年第一季度有一个比较强的膨胀阶段。当然2003年也有人解释说可能跟政府换届的有关影响有关系，这可能也是一种解释。总之，2003年第一季度货币供应量增长比较快，外汇储备增长比较快，总的贷款规模和2002年相比，一下就有了成倍的增长。当然这个增长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应该对这种趋势进行宏观调控。调控的意见各个方面我觉得当时的认识也是八九不离十的，但是可能现在大家可以想起来昨天是美国攻打伊拉克2周年，也就是说刚要准备采取一些措施的时候，首先出现一个东西就是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一打响以后就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不知道当时战争会打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对整个世界经济有多大的影响，肯定地来讲就是不敢轻易对经济中投资、贷款、一种局部过热的情况进行调控。事实的情况是伊拉克战争最初的阶段比想象的要快就告一段落了，同时对世界油价和石油运输的影响也没有事先估计那么大，但紧接着一件事就是非典，4月份的时候非典就已经对中国有很大的冲击，因此在非典阶段就不得不把事先设计好的有关适当收紧货币供应量政策调整为冷静观察。因此，我们说2003年第二季度的时候贷款增长了15000亿，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一个数，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支持经济能够克服非典的影响，特别是使那些受非典冲击比较大的服务业等等，还有一些大城市经济的影响。在非典大致开始结束的时候，就会重新启动宏观调控的一些措施，特别是控制货币供应量方面的措施。但是在启动的时候也要顾及到广大的国民企业，都非常希望尽快把非典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损失弥补回来，因此从情绪上总的来讲是希望恢复，不希望立即出现货币收紧过度这样的现象。中央银行在这个时候还是出台了若干政策，包括房地产信贷方面的政策以及8月份决定的，9月份开始实施提高一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这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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