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东道国的经济带来消极影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外资银行的进入对其影响更大。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尽量避免外资银行带来的消极影响。

　　我国现行关于外资银行监管的专门法规和部门规章主要有：1994年4月1日起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1996年4月30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6年颁布的《外国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1999年颁布的《外国银行撤销在华营业性分支机构操作指引》；1996年12月12日发布的《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办法》。这些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外资银行的设立与登记、业务范围、监督管理、解散和清算、罚则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规定，也是目前我国关于外资银行监管的基本规定。

　　我国的外资银行政策与立法对于我国引进外资银行、发挥其积极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积累了外资银行监管的经验。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其核心是外资银行政策缺陷和对风险监管缺乏足够认识，弱化了我国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

　　1、外资银行立法政策取向存在问题。从外资银行立法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资银行采取有限保护主义的单方优惠待遇。即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银行，通过严格限制业务范围来保护国内不发达的金融业。这一政策在引进外资银行的初期，对外资银行业务进行严格限制，同时辅之以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条件，使其与国内金融机构形成大致公平的竞争，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随着国内、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这种政策的缺陷日益明显。一方面，它使得外资银行享受超国民待遇，使国内银行处于十分不利的竞争地位。另一方面，外资银行的某些业务受到限制，没能享受到国民待遇，被外方视为歧视政策，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2、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尚不完善。从目前我国情况看，外资银行监管立法主要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这些法律和条例奠定了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基础。但同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一是相关法律的衔接不够。首先，从《中国人民银行法》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未作出特别的法律规定，使外资银行专门立法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中缺乏必要的基本法依据。其次，《商业银行法》在第88条规定，外资商业银行、中外合资商业银行、外国商业银行分行适用本法规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商业银行法》上述规定没有相关条文，使该条例与《商业银行法》衔接不够，二者相互关系不够明确。二是上述法律规范对外资银行监管的业务范围、资本标准、内部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等方面内容的评估缺乏配套规定，使监管工作难于操作。三是《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本身监管立法的不完善也造成了对外资银行某些问题的监管缺乏法律依据，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缺乏银行保密规定、存款保险制度、最后贷款制度的立法，同时《商业银行法》关于接管制度的规定不够详尽等问题都给外资银行监管带来困难。

　　3、立法内容和监管操作上重审批、服务，轻监督管理。我国外资银行立法在引进外资银行方面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在操作上，要求向审批机关提供外国银行总行的书面申请，可行性研究报告，近三年的年报等资料。体现了对审批的高度重视。在实践中对审批也把关较严。在服务方面，为了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凡是外资银行提出的要求，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机构都能及时研究解决。但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法》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监督管理的规定过分原则和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加之目前我国监管执法人员素质和水平不够，使外资银行的监管出现了重审批服务，轻监督管理的现象。某些外资银行出现了违规行为，也得不到及时处理。

　　4、监管重点不明确，风险监管十分薄弱。虽然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和投资范围、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比例、对关联企业的贷款比例、流动性比例和各项准备金的情况都作了规定，但在监管内容和监管手段上仍主要处于合规性监管阶段。从目前情况看，对外资银行的监督检查仅停留在对会计报表的审核上，甚至连这点都难以保证，不少外资银行上报的报表不能完全反映其经营活动的真实情况。对外资银行的检查主要是事后合规性检查，而缺乏预防性的事前和事中检查，风险监管处于起步阶段。

　　5、外资银行缺乏行业自律制度。外资银行为纯商业性机构，相对于国内金融机构来说业务行为较为规范，具备行业自律的基础。我国目前仅在上海、深圳、厦门、天津等少数城市成立了外汇同业公会，但此类同业公会的作用仅限于加强联络和提供交流，而有关监管法规对外资银行行业自律制度缺乏相应规定。张家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