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城金融研究所近期开展的一系列研讨和实践活动，有关民营银行的话题引起很多人关注。正当经济学界、政策制订者和监管层对民营银行各持己见时，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廷焕日前指出，随着加入WTO的到来，我国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将进一步对外资银行开放。这意味着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将进行全方位的直接竞争。

　　关于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央行有关人士已在多种场合做出肯定的表态，这表明中国正在努力为加入WTO后国内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做好准备。如果抛开银行股东们的国籍问题不谈，近期关心民营银行发展现实可行性的人也许会问：这些即将获得市场准入的外资银行算不算是民营银行呢？答案基本上是肯定的。按咱们有关“民营”的界定，很多正在积极争取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有着为数众多的外资“民营”企业或私人大股东。

　　于是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金融市场在民营银行的准入问题上，来自国外的民营银行很可能会比来自国内的民营银行抢得更多先机。据有关统计，到今年10月底，我国境内共设外资银行代表处234家，外资银行分行157家，当地注册的外资银行13家。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达343亿美元，已有32家外资银行获准在上海、深圳经营人民币业务。实际上，从中国人民银行审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有关条件来看，外资银行的民营性质并不成为其获得“通行证”的阻碍。也就是说，当我们还在为中国组建民营银行有无必要，民营银行的风险能否有效控制等问题争执不下时，那些洋面孔的外资民营银行却完全不必担心自己的所有制问题。

　　因此，如果说中国给予外资银行“国民待遇”是为了体现市场公平竞争原则，那么，对于同样所有制性质却来自国内的民营银行在组建、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种种争议就多多少少与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相悖。十五大已经从根本上确认了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以及它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贡献，那么，现在任何有关要不要在国内组建民营银行的讨论都是多余的。问题的关键并非要不要民营银行，而是怎么建立，怎样监管，怎样让其既有利于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又最大化地保护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所有制形式并非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利器。国内四大商业银行几十年来一直是国有国营，然而它们呆在账上数以千亿计的不良贷款又说明了什么呢？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与监管是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全球问题。在民营银行占绝对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参与者经过不断尝试和探索，已经积累了很多有效的有关金融机构，特别是民营银行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和监控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防范金融风险，这些现成的经验中国应当结合自己的国情大胆“拿来”。

　　虽然发达国家至今仍不时面临金融风险，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案，但它们并没有因此就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所有制形式提出疑问。相反，监管机构和所有利益相关者更加用心于探索更合理的管理和监控机制。不因噎废食，边发展边完善，是经历数百年市场竞争风雨的西方发达国家最可宝贵的实践原则。这都值得我们深思。

　　实际上，中国并非没有进行过有关建立民营银行的尝试。根据建国初期实行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只要单个社员的最高持股比例不超过该农村信用社股本金总额的2%，都可以货币资金入股。而目前全国尚留存的2000多个城市信用社，按有关规定，个人、个体工商户都可以入股获得不超过10%的股权。而目前国内十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已有一些戴着“民”字头的企业入股。近期热闹上市的中国民生银行，其上市前的总股本中有73.6%是民营企业或者股份制企业，其实就是一家民营银行。这些都说明中国存在组建真正意义民营银行的现实土壤。而随着进入WTO后中、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和相关政策松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也并非不可以讨论的问题。

　　因此，诚如刘廷焕所言，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引入外资银行有利于引进外资及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同时，有助于增强国内市场竞争，促进国内银行业提高经营效率。而更重要的是在开放中遵循循序渐进、加强监管的原则。那么，同样的道理也应当适用于国内建立民营银行。市场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开放不应分内外，让我们把更多的关注投向如何在中国建立优质的民营银行。(本报评论员木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