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银行在几家准上市银行中并非最早申请却又最先上市,这在目前呼唤设立民营银行,实现金融对内开放以应对WTO挑战的大背景下,给市场人士带来一个充分的想象空间。
“民生”上市留给人的想象
作为我国现有唯一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的上市颇为引人注目。在外界一片喧哗声中,民生银行对上市的宣传相对低调。银行总部发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关于上市只有以下内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5000万A股将于11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网发行。股票简称:民生银行;发行价格:11.80元/股;申股代码:730016;申购上限:350000股。
此间有评论指出,由于民生银行在几家准上市银行中并非最早申请却又最先上市,这在目前市场呼唤设立民营银行,实现金融对内开放以应对WTO挑战的大背景下,给市场人士带来一个充分的想象空间。记者就此询问民生银行有关人士。如何看待更多民营银行即将筹建一事,该人士表示:“知道,但民生银行不便发表评论。”他个人认为,有更多民营银行出现,应该是件好事。
“民营银行”保持沉默
伴随“民生”上市,关于成立民营银行的报道已达到炽热的程度。“新华财经”的消息如下:中国即将成立10家民营商业银行,作为入世后迎接外资银行挑战的措施之一,其中有四家已完成可行性研究,等待政府批准。新设的民营银行将为中小型城市企业服务,而这些银行出资人将全部是私营企业和个人投资者。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列入“试点”的四家银行分别是:浙江泰隆银行、沈阳瑞丰银行、西安长城银行和江苏的一家银行。他们各自有四家民营企业作牵头人:浙江泰隆城市信用社、沈阳东宇集团、西安丰佳集团和江苏申达集团。
据介绍,泰隆城市信用社是台州的城市信用社“双雄”之一,今年6月末,存贷款余额分别为13.99亿元和6.97亿元。沈阳东宇集团此前已与上市公司沈阳化工实施资产置换和股权转让,成为其大股东。而江苏申达集团早在1997年就作为大股东发起人参与组建了南京中达制膜股份有限公司,当年6月南京中达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2000年6月,又授让了原中达股东内江包装材料总厂的股权,成为南京中达的控股股东。
记者怀着浓厚兴趣分别向这几家民营企业询问成立银行一事,但得到的反馈信息却模糊不清。泰隆城市信用社办公室的一位文员对记者的问题好像早有准备,回答也是程序化的:“成立民营银行的事还在讨论。”沈阳东宇集团负责人则表示近期不接受采访。江苏申达集团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听到记者询问民营银行的事,脱口而出:“这事牛了,牛了!”但此事的负责人金总却因公务缠身,“无法腾出时间接待记者采访。”
民营银行的界限
在一片对民营银行的讨论声中,记者注意到一个最微小但是却最基本的声音———如何界定“民营”的概念。
部分学者认为,民营银行是相对官办或国有而言的一种经营组织形式,除了具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实体的一般特征,其重要特征有两个,一是指经营权不受政府部门控制或与政府部门没有联系,完全由企业自主决定,包括主要领导成员的任命。二是民营银行也涉及所有制结构问题,一般而言,其产权结构中主要以非公经济成分为主,也可包括部分国有企业以企业法人的身份投入的国有资本,但不包括政府财政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直接投入的资本。比较激进的观点还认为,民营银行股权中连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都应排除。显然,按民营银行的概念,目前我国的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与之是有区别的。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认为,在投资、股权结构上判断一家银行是否“民营”,在银行的管理操作中意义不大,银行最终还是要按照“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运作。
呼声来自何方
本月,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所举行的“开放民营金融研讨会”上,一批少壮派经济学家加林毅夫·张维迎,包括世界银行[微博]高级经济学家王燕,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汤敏等人,成为呼吁成立民营银行的“声源”。其中,会议主持者、著名经济学家徐滇庆与《财经时报》记者的一番对话引人深思。
他指出,中国金融业在加入WTO后可能会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
“看一下中国同美国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已经达成的协议说了些什么。协议明确地讲,在两年之内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经营外币业务,五年之内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经营人民币业务,而且还没有区域和业务的限制。
到2000年6月,中国居民和企业的外币存款总额是1100亿美元。两年以后,允许外国人经营人民币业务,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把他们的外币存款从中国银行提出来,放进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等等。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这些银行是世界性的银行,信誉很好,服务方式很多,如果把钱存在花旗银行,你几乎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很方便地提取。更重要的是,外国银行的利率更高,中国的利率现在比较低。把美元从中国银行转移到外国的银行会不会造成危机呢?我认为恐怕只要转200亿就要出问题。因为存进来的钱我们都放了贷,而且是长期的,到时如果大家都去提款会怎样?”“外国银行一旦经营人民币业务,也会有很多人把钱存入外国银行。尽管我们有7万亿存款,但官方估计四大国有银行有28%的坏帐。”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在没有对外国开放之前,自己先把问题解决了。四大国有银行绝对有必要存在,但是它们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必然的出路就是出现一些民间银行。民间银行就像民营企业一样,首先同国有银行竞争,但民营银行的力量很弱,它不像花旗银行、汇丰银行一样,它在民间不会造成太大的震动,而要通过它的发展来培养队伍。做好准备之后再打开国门,在更强的竞争环境下把我们的金融进一步完善,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你会把钱存入“民营银行”吗
尽管学术界已把成立民营银行的必要性提升到一个战略高度,但关于它实施可行性同样是人们关心的焦点。
有关人士指出,民营银行在中国缺乏生长土壤。因为民营商业银行有一个巨大的竞争者———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誉等同于国家的信誉,民营商业银行不可能比及。而他们提供的金融服务却是一样的。这样,民营商业银行若能吸收到存款,要么提高利率,要么开设到没有国有金融系统的地方。前者即使没有利率管制的限制,也会加大民营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而且,国有商业银行凭其雄厚的实力以及成本观念弱化,决不会坐视民营商业银行提高利率,也会竞争性地提高利率,结果只能是利率的螺旋上升,民营商业银行无法通过利率来获得竞争优势。后者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在中国广袤的农村早已有数以万计的农村信用社,这些农村信用社事实上成为中国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也有“国家信誉”做保证。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国没有银行保险制度,因而一旦地方性民营银行出问题,没有任何保险机构为存款者提供保险,结果,解救金融危机的负担落到地方政府身上。相比之下,四大商业银行为国家全资拥有,存款者认为这样的银行是不会倒闭的,国家也不允许其倒闭,因此它有政府信誉包含在其中,一旦有风险,存款者自然选择到四大商业银行存款,这对民营银行极为不利。毕竟,安全才是老百姓存款的首选。
徐滇庆认为,在此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徐滇庆说,美国的金融监管系统共有三个渠道:联邦储备银行(中央银行)、财政部货币审计局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金融监管体系中,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作用非常特殊。中央银行主要是维护商业银行的利益,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目的是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中央银行控制着银行准入,而存款的保险公司则负责清算资不抵债的银行。他认为,金融行业不仅需要准入准则,更需要退出准则。如果银行违反规则就要有人来出示黄牌,直到红牌,把违章的金融机构及时罚下。
“民营银行”到底什么样
由于民营银行留给人们宽阔的想象余地,有人甚至猜测将来是否会出现“私人银行”,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允许民间借款行为发生,但绝不允许私人钱庄存在。
他说:“我们允许自然人到银行入股,但如果是一个人办一家银行,风险会相当大,所以,有关监管当局不可能这样去做,但允许个人入股银行。”
那么中国的私营银行究竟会以何种面目出现?经济学家们考虑:我国民营经济有三大模式:其中苏南模式是以乡镇企业为主,温州模式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珠江三角洲模式是以合资企业为主,而围绕西部大开发,可以选择西安作试点,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大,能否建立民营银行也需要试点。据说,这几个模式分别由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对口负责。长城金融研究所也派人对口协作分工。
然而,在一部分专家热衷于探讨民营银行的同时,有学者却认为划分这些模式的意义不大。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就中国银行业的状况而言,业务内容大体相同,因而实际上都是一种模式,他认为,中国的银行首先应该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提供有特色的服务以增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不应该按投资者的性质机械地划分模式。
“民营银行”成了一个悬念
那么民营银行的“机会”是否已经到来?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现在中国经济70%以上的产值来自非国有经济,然而至少80%的银行资产和70%的信贷都由国有掌握,使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部门缺乏足够的金融支持,这是要求发展民营银行的经济结构因素,也为民营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基础。
专家认为,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民营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股份制商业银行成为银行的改革方向,为产业资本向银行业的渗透创造了条件,这种股份制的产权制度有利于开辟资本金来源渠道,提高资本充足比率,分散经营风险。尤其是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进一步拓宽,为银行从社会大众募集资本金成为可能,扩大了银行民营化的内涵。这些因素使民营银行的发展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
比较戏剧性的一幕是,记者截稿时向中国人民银行再次询问“民营银行”一事时,一位姓白的同志用肯定的语气回答:“目前没有接到任何上级的关于成立民营银行的材料,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要批准成立民营银行的消息。”他又补充说“近来媒体有关民营银行的宣传报道很多,但此事只是讨论阶段,既没有说批准,也没有说不批。”(文/本报记者王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