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亿美元不知去向 国内资本外逃现象严重
本报记者张之清 “国家光知道想方设法把外资引进来，为什么不研究一下内资是怎样‘流’出去的。”这是在最近国内的一次外商投资研讨会上，席间一官员的一番话。
熟悉此行的人都知道，此“流”非彼流。据有关专家称，在当下大量外资流入国内的同时，国内又有相当规模的资本流向国外。在这外流巨额资本中，相当一部分游离于政府当局的控制之外。在记者为此进行的走访中，许多业内人士都指出：国内资本外逃现象非常严重，大概每年结汇都有200亿美元左右的窟窿，补不上。官员们形象地把它比喻为“不明飞行物”。
数字的疑惑
国家海关总署和外经贸部刚刚公布的数字显示，2000年我国外贸顺差达241亿美元，吸收外商投资近400亿美元。截至2000年11月，国家外汇储备为1639亿美元，仅比1999年增加了93亿美元。有专家分析，目前我国外贸实现持续较大盈余、外资大量流入，而外汇储备增幅却减缓甚至有所下降(1999年为1546亿美元，1998年为1449亿美元)，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
在此之前，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尽管保持了贸易和资本项目的较大顺差，但却出现了结汇减少，售汇增加，外汇储备增长十分有限的现象。1998年，我国的外贸顺差400多亿美元，但一年中外汇储备只增加了50亿美元，至少有350亿顺差没有在外汇储备增加值中表现出来。据悉，世界头号资本外逃大国——俄罗斯，2000年贸易顺差近600亿美金，而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只增加了160亿美金，加上用于偿还外债的110亿美金，还有330亿美金不知去向。而在西方国家的银行里，正静静地躺着大量的俄罗斯外汇。西方有关部门给它算过一笔帐，过去10年里，俄罗斯的外逃资本达1000亿美元之巨。
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由此推断中国国内的资本外逃额，但相关部门的测算结果表明：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外逃额占GDP的比重仅小于俄罗斯，大于墨西哥和韩国。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占GDP的比重远大于1994～1995年处于金融危机中的墨西哥和1997年处于金融危机中的韩国。考虑到中国的外汇管制相对比较严格，以进出口伪报形式逃匿的资本以及其他隐性外逃资本可能远远大于墨西哥和韩国，所以在实际上，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中国资本外逃的形势可能会比墨西哥和韩国严峻的多。
外逃成因与动机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资深专家宋文兵博士撰文指出，首先必须先区分中国资本外逃的两种不同性质：一种是“纯粹性”的资本外逃，即资本逃离本国时并未确定何时流回；另一种是“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即资本外逃只是一个过渡过程，它们在国外“改头换面”之后，又通过正常渠道以“外资”的身份流回国内。当然，此后的流出便名正言顺多了。
他分析，“纯粹性”资本外逃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金融压制环境中资本的相对价格差异将产生套利的机会，特别是在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的情况下，会引发短期资本在国际间的无风险套利。
第二，数量控制型的外汇管制本身反而会存在“老鼠夹子效应”，即居民不愿将外汇汇回或留在国内，因为这将意味着他们会丧失今后用汇的灵活性。此外，在国内缺少必要的套期保值和其他投资工具、市场组织与专业技术支持的情况下，这还意味着他们会丧失更多避险或投机的机会。
第三，产权保护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由于保障私人产权的法律与制度安排尚未健全，一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心存疑虑，将财富转移到国外。除此之外，中国的银行业多年来沉淀下来大量的不良资产，而相应的存款保险制度没有建立，使投资者对国内金融体系的信心不足。
第四，资产的保密性。在目前国内收入严重不均的情况下，一些拥有巨额财产的人不敢“露富”以免引起社会的非议；另一类则是非法所得财产。比如贪污、受贿。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属国有资产的流失，一些企业的领导为了化公为私且瞒天过海，利用政策的漏洞，有系统地将国有资产转移出去，此即所谓的“洗黑钱”。
与国内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在所得税、关税、工商税、外汇管理、产业政策乃至市场准入等方面都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而且在具体工作中还能受到从中央到地方政策的特别关照。从对外资的吸引方面讲，我国的外资政策可谓用心良苦。然而“优惠”这一概念的另一方面便是“歧视”，内资企业实际上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此时“过渡性”资本外逃的出现便是情理之中的了。
1995年联合国[微博]贸发会议(UNCTAD)的专家估计，在中国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约有20%是先投到国外再迂回投入中国(round-tripping)的国内资本。如果将中国每年的资本外逃额与引进外资的数额作一下对比，会清晰地发现每年吸收的外资在很大程度上被抵销。
外经贸部研究院马宇研究员说，资本外逃很大一部分在国内，国外大企业相对少一些。与之相反，中小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目标多为寻求短期利润，它们对市场的变化敏感，行为也不规范，有利用收益帐户到境外套汇的动机。
黑市操作 贸易转移
对于外逃途径与方式，宋文兵指出：
现金转移与地下结算系统，就是通常所说的“黑市”。由于现金转移或地下汇兑不留痕迹，为一些企业和个人采用。通过化整为零、逃避海关监管，将人民币或外币携带出境(或者换成古董、贵金属或其它贵重物品带到国外再变现)。据外汇管理部门估计，在香港、约有数百亿的人民币在流通。
非贸易渠道，如以支付佣金或国外旅游费用的名义，或者以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收益为名购汇汇出或携带出境。再比如，以支付投标保证金、海运、航运部门的国际联运费、邮电部门支付的国际邮政、电信业务费等名义向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账户中支出。而此类合同、文件和清单的真伪银行均难以核查。
贸易渠道，主要方式有：假报货值、制作货到付款、信用证及托收项下的假合同和假进口单据，骗购外汇汇往国外。
投资渠道，在境外投资中大量转移资本。值得注意的是，外经贸部所统计的中国在境外兴办企业的家数和投资金额，和国外相应的统计数据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距。调查表明，一些国有企业通过在国外开办的投资公司或贸易公司将资金转移到境外进而在自已名下设定了一批新公司。主要方式有：一是对外投资时低估资产的价值。在前几年的买壳上市、国际企业收购和兼并中，大量国有资产向境外流失；二是隐瞒、截留境外投资收益和溢价收入，用于再投资。
在外汇管制下，进行国际资本逃避的最常见途径是贸易转移。北师大经济学院钟伟博士分析说，在进口时，国外供应商开出高于实际货值的发票，如果进口商持有有效的进口许可证，则可向货币当局申请用汇并将其汇出给国外供应商，由后者将发票与货值的多付差额转存入进口者在国外的账户，这称之为高报进口(Over-invoicing)的资本逃避；在出口时，本国供货商开出低于实际货值的发票，国外进口商将发票与货值的实际应付差额部分转存入出口商在国外的账户，这称之为低报出口(Under-invoicing)的资本逃避。这种现象很为普遍，且数额巨大。
需解决体制问题
对于资本外逃这种现象，世界各国都十分头疼。莫斯科经济学家罗兰·那悉说，“这是一片灰色的区域，大部分的资本外逃违背了法律精神，但并没有违反法律本身。”据悉，如果把德国所有资本外逃的地点加起来计算，估计德国政府每年税收损失高达500亿马克。世界银行[微博]的专家计算过，在这个世界经济黑洞中隐藏的财富已达1万亿美元。
中国政府官员和有关专家也为此进行了多次探讨，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不大。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官方部门要对国内南方某违规企业单位进行严惩，以警他人，而被惩方则据理力争，原因是国家尚无此方面的法规制度，而且他们是先申报在先，违规在后，许多企业则根本是我行我素，从未向主管部门打招呼，至今仍安然自在。看来，不从金融制度改革及监管体制上解决，仅靠判决式的惩办很难解决问题。且这样的“官司”和钻空子企业会越来越多，资本外逃对国家经济的隐患将时刻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