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商业银行经过这几年的财务重组和一系列系统性改革，资本实力明显增强。同时，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债券市场发展还不足，尤其是一些层次不同的债务工具还缺乏法律法规的支持，债务工具型的资本在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相对较少。2003年开始，我国借鉴国外经验，允许商业银行在一级资本之外发行附属债，那时国内一些人将其译为“次级债”，以至于在这次危机中，很多人将它与次贷危机的“次级贷”混淆在一起。总体看，中国的银行资本主要是普通股，吸收损失的能力比较强。同时，由于商业银行盈利状况非常好，进一步保留利润增强资本的能力应该不错，因此中国在原有的基础上应有条件尽快向要求比较高的巴塞尔Ⅲ靠拢。

　　与资本要求相关，还有几个重要问题。一是SIFIs的划分问题。从全球范围看，究竟应该如何划分G- SIFIs呢？目前的主流看法是全球大致划出60家。最大的几十家金融机构看来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到了排名在60家附近的时候，不同金融机构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有的愿意归入，有的不愿意。这里面可能有两种心理：一方面，如果被划入G-SIFIs，表明它在全球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资本要求更高、监管更严，相比之下它的资本回报率就会偏低，为预防将来可能出现的跨境清盘也需要更多准备。所以，这条线将很难划。从国内情况看，我国银行向新的较高标准靠拢也必然涉及到G-SIFIs的划分问题。按总市值看，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等几大银行都在全球前十名之内，也是海外上市公司，但是国际业务还相对有限，因此是否界定为G-SIFIs还要进一步研究。

　　D-SIFIs的界定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临界点左边和右边的机构都会有想法，有的想进去，有的想出来。在讨论划分标准怎么确定时，可以采用一种相对系数的方法。从规模看，工、农、中、建、交肯定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其他稍小于交行的银行是否属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呢？可以把交行作为一个临界点，交行以上肯定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对规模比交行小的银行，可以将这家银行资产与交行资产的比例作为D- SIFIs系数，并以此计算该银行需要保持的资本要求和其他审慎要求。当这个系数小到一定程度，可以忽略不计，视同为零，这样处理上就简单一点。

　　二是对周期的判断问题。这次金融危机源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受金融危机冲击也比新兴市场国家严重，因此国际上曾有人提出了“脱钩论”，即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本次危机的周期性上开始不一致了。对此，新兴市场国家的反应是不愿意接受“脱钩论”。2010年以来，特别是下半年以来，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周期确实出现了较明显的差异。新兴市场大国，主要是金砖四国、印尼、土耳其、阿根廷、南非等国经济复苏明显，经济增长较快，多数已在5%-10%之间，CPI同比则大多已超过5%。而发达国家即使执行量化宽松政策后，复苏仍不够强劲或不够稳定，物价仍维持低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现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确不在一个景气相位。从全球范围看，我国经济率先复苏，但外部条件对我们的复苏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我们并不是特别有把握经济是否已经走上常态了。2010年的GDP增长将在10%左右，同时伴随着资产价格和CPI上升，从这些迹象来看，我们在宏观上要审慎一点，逆周期就是要对“过度扩张”进行逆向调节。而国际上有一些国家的GDP还在负增长，对它们来说逆周期应该是另外一个方向。因此，逆周期调节对不同的国家来说方向是不一样的。如果宏观审慎管理要体现逆周期性，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现在就应该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执行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标准。

　　三是激励问题。要建立宏观审慎管理，还需要运用激励机制，使得那些能尽力达到审慎标准的机构得到鼓励，反之则受到制约。有时我们也说正向激励，其实激励搞对了都是正向的，但由于政策作用的复杂性，有时是反直觉性，常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这就成了负向激励。目前我们有一些行政性的激励手段，如营业许可、网点扩充许可等，还不够，即使如吊销牌照的处罚也属于临界措施。因此还需要开动脑筋，结合国情寻找更多一些的激励手段，来推动金融机构走向更高审慎标准。例如，我国2004年以来就开始运用的差别准备金调节，原本就有针对上一轮财务重组进度不一而引起资本充足率差异的意思，也有调节个体信贷扩张速度过快的作用，比较适合作为这方面的激励机制。还有其他政策可用来扩大这一激励的工具和效果，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总体看，资本要求的变化是为了建立明确的约束机制，并能预防金融风险和危机，增强损失吸收能力，降低社会损失的可能性。G20首尔峰会正式批准了这个协议。当然各国执行新资本监管要求的时间有快有慢，有些欧洲国家要求走得慢一些。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已出现不同的景气状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要求走得快一些。当然，具体怎么推进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同时进一步加强宏观判断。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要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转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同时提出，要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更加明确了建立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方向。

　　四、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若干其他内容

　　(一)流动性

　　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在流动性、拨备、杠杆率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总体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流动性要求作出了相对比较简单的规定；巴塞尔协议III引入了最低流动性标准，以推动银行改进流动性风险管理，提高银行防范流动性风险的能力。在考虑资金的可获得性和需求的基础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采取慎重的办法来确定流动性标准，设计了流动性覆盖比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作为流动性的国际标准。流动性覆盖比率(LCR)主要用来衡量银行短期流动性水平，其核心是测算各项负债的净现金流出与各项资产的净现金流入之间的差额，要求银行拥有更充足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以应对短期内可能出现的资金流压力。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作为LCR的补充，其目的是测算银行负债和权益类业务提供的资金是否能满足资产类业务的长期资金需要，用以解决更长期的流动性错配问题，它覆盖了整个资产负债表，鼓励银行使用更加稳定、持久和结构化的资金来源。

　　(二)杠杆率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还引入了全球一致的杠杆率要求，作为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补充。杠杆率被定义为银行一级资本占其表内资产、表外风险敞口和衍生品总风险暴露的比率。使用补充性杠杆率要求，有助于控制金融体系中杠杆率过高问题。同时，杠杆率指标所要求的银行风险暴露不经风险调整，将其纳入巴塞尔Ⅲ第一支柱，可以弥补内部评级法下风险权重的顺周期问题，有助于形成更有效的资本约束。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管理层建议将杠杆率最低标准初步定为3%。对于参与资本市场业务(特别是表外和衍生产品)较多的全球性银行而言，上述标准较传统杠杆率更为审慎。采用新的资本定义和将表外项目纳入杠杆率的计算是重要举措。

　　(三)拨备

　　对拨备的规则还未正式出台，但围绕动态拨备、前瞻性拨备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经验交流，并明确了原则上应采取“向前看”的预期损失型拨备制度。2009年11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布关于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算方法的征求意见稿，要求会计主体研究和预测金融资产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信贷损失，通过运用有效利率方法计算未来损失的净现值，据此在整个贷款周期内建立拨备。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FASB)要求每个期末估计未来预期不可收回的现金流，将其现值计入减值损失。FASB成员称其为“短期预期损失方法”。2010年5月，FASB发布征求意见稿，要求公司通过运用未来预期现金流现值来计量金融资产的减值，但是有抵押品的资产减值则通过抵押品的公允价值来计量。

　　(四)评级

　　评级公司的改革问题在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中也有所涉及。目前国际社会达成了初步意见，即“要减少对评级公司的依赖”，具体包括减少监管标准和法律法规对信用评级机构(CRA)评级的依赖；减少市场对CRA评级的依赖；央行应对在公开市场操作中获取的证券资产作出自己的信用判断，银行不能机械地依赖CRA评级来评估资产的信用状况，投资经理和机构投资者在评估资产的信用时不能机械依靠CRA评级；市场参与者和中央对手方不应把对手方或抵押品资产的CRA评级变化作为自动触发器，大幅、任意地要求调整衍生品和证券融资交易的保证协议中的抵押品；证券发行人应全面、及时披露有关信息，使投资者能独立作出投资判断并评估证券的信用风险。目前，发达国家主要通过进一步完善信用评级行业立法对信用评级机构实施监管，立法内容主要集中在资质认可、评级执业行为规范、利益冲突监管、信息披露和保密要求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