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相关理论是计算的复杂性(Computing Complexity)。该理论源于特定数学模型维数增大时求解的可计算性问题，大意是在特定的算法(Algorithm)下，当信息量增加或方程组数量增加时，计算量的增加可能是算术型增长，也可能是几何型增长。在几何型增长的情况下，维数问题会使计算能力的需求或计算所需时间呈指数型上升，从而超过任何超大、超快巨型计算机的能力。除非发明新的有效算法。这一理论在选择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争论中曾被用过。假定一国中央计划部门能有效收集所有重要的有关供给和需求的信息，再假定该部门拥有大型计算机对优化资源配置进行大规模优化求解计算，则计划经济的供求匹配和优化效能将不亚于市场经济。但实际上无法在脱离价格的基础上收集和消化全部信息，用于优化配置的数学规划模型的算法也呈现出随维数而几何型增长的特性，因此无法实现这样的巨型计算任务。回到刚才谈的金融市场投资和价格形成的过程看，哪怕是小范围局部的投资也会带来维数和计算的复杂性问题，也必然演变成信息及其加工计算的成本问题。于是，出现若干寻求出路的倾向，如简化计算(趋势型交易、程序交易等)，又如依赖专业机构(评级公司、基金经理等)和自含对冲的指数型交易，等等。但这些方法又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导致羊群效应、集体失误和顺周期性等问题。

　　信息处理的耗时和费力还导致了所谓的程序交易(Program Trading)。早在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前，大量的股票市场投资者就靠计算机根据趋势进行程序交易。程序交易的模型基本一致，加工信息的来源也大同小异。而且有研究人员试图证明技术分析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如果关注公司基本面，则会导致极大的计算复杂性，人们干脆忽略有关公司的大量信息，主要进行技术交易。结果，造成投资行为高度一致，羊群效应非常明显。后来的纳斯达克泡沫留下了对程序交易的深刻教训。此后，投资界就呼吁人们不要太迷信技术分析和程序交易，还是应着眼于信息的收集和基本面的研究，注重长期投资。

　　信息问题还与有效市场假设有关。有效市场假设是说金融市场里面的价格反映了全部的信息，问题是这个价格是如何形成的？当然是由所有的买者和卖者根据他们获得的信息进行判断。但是如果他们获取信息和计算的能力有限甚至出现错误的话，信息本身就存在问题，价格所反映的信息也必然不充分甚至有错，价格形成的有效性就成问题了。可见，信息问题和计算的复杂性涉及到经济学一些根本的假设和推理过程。

　　四是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是对风险与收益的激励不一致。金融危机后很多人对金融机构管理层工资奖金过高表示强烈不满，现行激励机制会鼓励交易者冒比较大的风险，其责任和收益不对称。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自我炮制了一些只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并增长的产品，脱离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也使得金融机构的交易部门快速发展，获利丰厚。当景气周期处于上升阶段时，交易量越做越大，收益很高，而一旦出现危机，却要由全社会来参与救助，承担损失。当然，金融机构应根据绩效来发放工资奖金，即使其中已考虑了拨备和风险，也由于其风险衡量主要参考评级而有偏差，评级的顺周期也导致金融机构工资奖金发放出现顺周期性。此外，在绩效考核中大量应用公允会计原则，而公允会计原则本身具有顺周期性，就会在绩效考核上出现交易人员在市场好的时候获得高额的工资奖金，而市场下跌时却难以承担责任。如果对交易员的激励有问题，则必然出现对金融机构高管的激励失当，为获得高薪而使经营行为更加冒险激进。这方面的失当显然会引起集体失误。

　　归结起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出台有一系列的理论背景和内在逻辑，其中包含很多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三、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资本要求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一个新概念，但其很多内容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只不过在危机之后，人们把一些应对危机的改进政策加以归纳，也形成了一些新的提法，并放在“宏观审慎政策”的框架里，成为各国理论和政策界的共识。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框架，其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其主要特征是建立更强的、体现逆周期性的政策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杠杆率要求、拨备规则，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要求，会计标准，衍生产品交易的集中清算，等等。危机爆发后，人们首先看到的是资本要求中的缺陷，当然在流动性、杠杆率和拨备率方面也都有不足。从目前进展看，最主要是在资本要求和流动性要求方面已取得进展，其中资本要求的内容比较突出。限于时间关系，我着重介绍有关资本要求的内容。

　　这次危机表明，资本充足率低，抗风险与吸收损失的能力就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同时，还强调提高资本质量。过去，商业银行的资本由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构成。核心资本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附属资本包括可计入的贷款准备金、附属债券、混合类资本债、可转债等。不同层次的资本吸收风险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吸收风险能力最强的是作为一级资本的普通股。这次危机暴露了附属资本吸收损失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需要扩大核心资本的比重，提高普通股在总资本中的占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减少分红，督促银行通过留存利润建立资本缓冲。就是说经济景气时，金融机构不要赚了钱都用来分红，应该积累一点，用于应对经济差的时候可能导致的资本不足；相应地，在经济严重下滑时，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允许银行释放资本缓冲，以满足经济下行周期的信贷需求，防止信贷过度紧缩。还有就是交叉持股和交叉持债问题，银行交叉持有的其他银行附属债应从附属资本中扣除。具体看，G20审议批准的巴塞尔协议Ⅲ新资本要求分为以下五个层次。

　　一是最低资本要求。最低标准仍为8%，但其中普通股充足率最低要求从2%提高到4.5%，一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包括普通股和其他满足一级资本定义的金融工具)由4%提高到6%。

　　二是资本留存缓冲。在最低资本要求基础上，银行应保留2.5%的普通股资本留存缓冲(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使普通股资本加上留存资本缓冲后达到7%，以更好地应对经济和金融冲击。

　　三是逆周期资本缓冲。各国可依据自身情况要求银行增加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由普通股或其他能充分吸收损失的资本构成)。主要是根据信用(贷)/GDP偏离其趋势值的程度进行测算。逆周期资本缓冲主要在信贷急剧扩张从而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使用，以保护银行体系免受信贷激增所带来的冲击。在实际操作中，可将逆周期资本缓冲作为资本留存缓冲的延伸。巴塞尔Ⅲ专门提出，信贷过度增长的国家应加快执行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可根据情况设置更短的过渡期。

　　四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额外资本要求。SIFIs应在上述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具备更强的吸收损失能力，方式之一是增加额外资本要求。这样，可以使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更多地积累资本，增强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危机的能力，防止道德风险。

　　五是应急资本机制。为增强系统重要性银行损失吸收能力，还可采取应急资本和自救债券(Bail In Debt)等措施。应急资本要求银行在无法持续经营时，普通股之外的资本都应具有冲销或转化为普通股的能力。在银行陷入经营困境或无法持续经营时，自救债券可部分或全部按事先约定条款自动削债或直接转换为普通股，以减少银行的债务负担或增强资本实力，帮助其恢复正常经营。

　　按照银行的部分债权人在危机时也应承担一定损失的思路，应急资本机制的核心是应急可转债(CoCos)的安排。当银行资本低于某一最低要求的时候，要求CoCos强制性转为普通股。过去，一些债务工具也可以作为二级资本，但这些债务工具在发生危机时吸收损失的能力较差。而应急可转债合约规定，在债券有效期内，当标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一个预先设定的水平时，债券必须转为普通股，从而应急性地提高资本水平。可想而知，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这类债券价格更低、潜在收益更大，但由于这种债券在必要时将转换为股权，因此投资者要承担的风险也相应增大。这种做法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很多国家实际上是用纳税人的钱救助那些濒临破产的银行，这在政治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且这些机构发放的薪酬还曾经特别高，尤其是高管层更高，导致公众普遍不满。今后要求通过CoCos建立应急资本补充制度，意味着这类债权人也有可能参与分担损失，可以进一步提高资本缓冲能力，避免纳税人出钱来救助。按照美国人在这方面的用词，原先是用纳税人的钱把出了问题的机构给捞出来，称为Bail out，而借助于CoCos则意味着如果这个机构出了问题，可以把这类债券持有人拉进来共同承担自救，称为Bail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