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认为长期来看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走势会是怎样的？国际汇率稳定机制的建立是否可行？

　　杜大伟：美元的走势目前虽然不明朗，但鉴于美国在进出口方面的考虑，总体趋势是在未来一两年里保持低调，并有可能继续贬值。人民币的继续稳步升值，从客观和主观上看，都有一定理由，虽然最近这个趋势有点不明显。一方面，对外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进口可获更大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价格骤降，中国企业可涉足国外投资，沿国际化路线获得更大发展。

　　长远来看，我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稳定的汇率机制，但是我认为这样一个机制的形成更多的是有赖于四大货币区——美元、人民币、欧元和日元——能协商它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抛开了政策协作这个前提，仅仅在货币市场进行国际干预，则很难实现汇率的长效稳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汇率和资本流动都是表象，纠结于这些并不足以治本。

　　记者：作为一名长期研究亚洲经济问题的专家，你能否谈一下对中国和日本工业化道路选择的看法，中日两国各自有什么样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对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借鉴？

　　杜大伟：我认为中国和日本在发展的路径选择上给予世界的经验和教训都很丰富，两国之间也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在工业化初期这个阶段，中国的开放程度甚至比日本还要高，尤其是在吸纳国外直接投资方面。中国的生产力提高和技术升级的速度也大大超过了日本当年。不仅如此，中国还向世界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借助全球化进程实现高速增长。在我看来，与中国相比，日本在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个最主要的优势便是它在全民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投资非常有效率。

　　谈一谈这两国的教训。日本的银行被监管得太死，长时间内处于竞争严重不足的环境下，上世纪80年代，当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银行业一蹶不振，十年内被呆账困扰而未能恢复正常信贷，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低位运行。我个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进程直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都堪称完美，之后，经济似乎更多地开始依赖出口需求增长和能源等投入品的低成本，结果就是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严重以及出口行业产值占比居高不下。目前世界经济开始冷却，中国应该反思这样的增长模式，把注意力重新转回到提高内需方面来。这样的调整阶段不失为一个机会，中国可以放手解决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努力使国民经济在环境友好度和战略阶段性方面实现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