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年来出口行业压力很大，我们也开始对过去很多年来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认为结构调整是免不了的了，但是如何把转型的风险最小化？您认为怎样能够将稳定就业与经济转型和谐统一起来？

　　杜大伟：实际上，早在2008年之前，中国经济部门由出口主导向注重内需的转变已经自觉地开始了，对此，我很赞成，因为这是符合中国经济的长远利益的。问题在于这个过程是不是超速了。假设大批制造业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内需的提高就将面临很大的压力。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个别地区问题确实比较严重，但不同产业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例如，虽然轻工产品(包括玩具和纺织品)出口增幅急剧下降，但有着更高附加值的机械设备类出口增速却保持在一个理想的水准，电子类产品的出口态势也不错。这种行业差异显然会对某些区域造成较大影响，如传统上轻工制造业聚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实际上，在最近的几次全球经济下滑当中，中国的出口增速均有大幅下降，但市场份额却有所上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部经济下滑对出口的不利影响。

　　不过，我们还要看到，外来冲击造成的被动性转型对于外贸部门的影响是长期的，因此，政府应该早做准备，在制造业形势急速恶化的情况下，迅速加大针对出口部门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解决中国的生态环境、农村公共服务等头疼问题也需要大量的政府支出。有选择地平衡国民经济各部门、使经济增长方式向内需方向转型，在维持必要贸易水平的同时，引导外贸部门资本和产业链延伸到内需、民生、农村等方面，协调和连结内外发展，这是中国在处理危机的同时获得的一个机会。政府应该利用一揽子刺激政策的机会推出更多的结构调整措施，包括能源和资源定价机制，医疗和教育，社会保障，金融改革，以及制度改革，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就业，实现社会和谐与发展。

　　记者：这次的金融危机和上世纪末相比有一个类似的地方，中国都是在实现经济“软着陆”之后，遭遇外部冲击，进而启动刺激内需措施的。但目前外部需求疲软，国内投资进入周期的下行阶段，房地产市场回调，在这多重压力下，如何启动国内消费，从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呢？

　　杜大伟：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积极财政政策，旨在推动内需快速增长，效果虽然可能不是很显著，但确是必需的一步。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有所放慢，但正因为这些及时的措施，中国没有紧随亚洲其他国家走进经济衰退。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通过广泛的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完全融入了世界经济，因此不能逃脱这次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例如2008年前十个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减缓，GDP从2007年第二季度的年同比增长12.6%降至2008年第三季度的9%，而同期工业增加值增长的放慢更为显著。财政政策刺激就是要确保这样的下调不会太陡峭，确保经济增长能维持在一个稳定健康的幅度内。

　　具体到提高内需的措施，我认为中国政府不必刻意地去提“救市”，包括股市和楼市，而是应该对这些市场的运行机制作必要的审视并予以微调。例如最近将住房抵押贷款首付比由30%调整至20%就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还有对个人销售和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宏观控制的成果，同时降低了首次购房者的标准，使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不至于下降过速。如果中国能谨慎、及时地选择这些积极政策，那么在全球经济景气不断下滑的同时维持一个不错的国内局面应该是有很大可能的。

　　另外，为有助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协调，各方面的支出计划和资金安排信息应有较高透明度。从公共财政的角度说，最好尽可能地通过正常的财政政策程序拨付有关资金。透明度对评估有关政策的有效性也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