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股权贱卖的言论有着唤起人们关注中国银行业改革走向的意图，但其中的逻辑关系比较混乱，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不利于社会各界正确评价国有银行乃至国有资产改革问题

　　王国刚 张跃文

　　始于1993年“整顿金融秩序”的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变革。15年来，中国银行业改革取得了一系列积极而重要的成就。但中国国有银行的改革也引起了海内外一些人的议论，从最初的对国有银行看衰到2004年以后的“贱卖论”，各种说法不绝于耳。这些议论有着唤起人们关注中国银行业改革走向的意图，也包含了某种民族情绪，但其中一些议论观点的逻辑关系比较混乱，存在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说法，不利于社会各界正确看待和评价国有银行乃至国有资产改革问题，因此，有必要予以辨析。

　　历史逻辑：国有银行股权改革的背景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法。离开了国有银行股权改革的历史背景，就不可能弄清国有银行股权改革过程中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历史意义。从1993～2003的11年间，国有银行股权改革进程的各类情况大致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国有银行股权市场化改革的基础工作

　　第一，制度建设。1992年10月，中国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1993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题的金融改革，拉开了国有银行股权改革的序幕。1993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1994年，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等3家政策性银行，由此，国有专业银行转变成了国有商业银行。1995年7月，《商业银行法》开始实施，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1995年10月，《贷款通则》开始实施，过去通行的信用贷款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抵押贷款和担保贷款。

　　第二，补充资本金。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国家通过发行特种国债的方式，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入2700亿元的资本金。此后，为了支持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改革，在2003年12月30日又向建行和中行注入了450亿美元的资本金。

　　第三，剥离不良资产。国有银行为支持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向国有企业发放了大量贷款，通过贷款所形成的企业资产，优良的部分转化成了国有企业资产，不良的部分大量滞留于国有银行账上。巨额不良贷款的存在，不仅严重制约了四大银行商业化运作的展开，而且严重制约了它们的股权改革和公司制建设，为此，1999年，国家通过设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中剥离出不良贷款1.4万亿元。

　　第四，精简机构。机构盘杂、冗员甚多，是国有银行的一大痼疾，严重影响了商业化运作的效率。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展开了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的工作。

　　第五，迎接国际竞争。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展开，在中国银监会的指导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努力优化资产质量、降低经营风险、展开金融创新、提高运作效率，另一方面，为公司制改革创造必要的条件。

　　海外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前景的评价

　　在四大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尤其是在1998～2004年，海外诸多机构和学者对国有银行改革的评价充斥着悲观论调，主要表现有两类：

　　第一，破产和危机。1997年10月美国《商业周刊》认为，四大银行有着至少9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由此，在技术上已经破产。1998年2月，《经济学家》杂志说，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国有银行已破产3遍以上。2003年6月，标准普尔在题为《中国银行观察》的报告中认为，巨额坏账已经引致四大国有银行技术性破产。

　　与此同时，不少海外机构和学者认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经营运作状况表明中国发生金融危机已为时不远了。1998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一篇题为《红色警报》的文章中认为：没有人知道中国距出现全面的国内银行危机还有多远。但是，经济进一步下滑肯定会加速危机的到来。2002年，穆迪公司在一份对中国银行业展望的报告中认为，2007～2008年，是中国银行业整个不良资产开始全面暴露并趋于峰值的敏感年份。

　　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海外机构和学者按照西方标准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发展前景的看法，深刻影响着海外投资者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权价值的评估。

　　第二，资信评级。鉴于海外机构和学者对中国银行业的评价比较悲观，在进行资信评级中，海外评级机构对中国主要商业银行的资信评价都不高。即便到了2003年，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已明显降低以后，标准普尔对这些银行的最高评级也仅为BB+，还明显低于公认的投资级水平(不仅如此，到了2006年，这一机构对中国主要商业银行的评级最高也仅为“BBB+/正面/A-2”，依然没有达到投资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