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小组称愿与可口可乐一一对证
不可能进到厂里做统计
新京报：去工厂调查的时间有多久？
杨郑君：去工厂打工是在7月底到8月底，但是当时只能在可口可乐的周边工厂工作，主要用空闲和周末时间调查。辞工后专门调查了五六天。王伟还去了杭州的可口可乐厂，一周左右的时间，其他人在上海和广州可口可乐厂周边做调查，也是几天的时间。
新京报：有没有统计调查了多少样本？
杨郑君：这个没统计。因为调查的人深度也不一样，有人就聊两句，有人聊得比较多，这个没有办法统计。
新京报：有些人认为你们访问的对象不多，觉得报告不权威。
王伟：比如我们说杭州的厂子，没有任何福利，这是有录音的，我们手上还有不合理合同的原件。数据都从工厂工人那里访问来的。
杨郑君：我们说的有的灌装厂派遣工占到了90%以上，淡季有600多人，东莞那边公布的数字，说他们派遣工只占到40%多，可是他们是把销售行政都加上了，基数大了，但是算一下，得出的派遣工也是600多人，这也证明了我们调查的结果是可信的。
新京报：这些人的质疑是说，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你们报告里选取的样本不够权威，操作上不规范。
杨郑君：我们也说了，报告里是通过和工人聊天采集来的数据，我们也不可能进到厂里面做一个统计，他们也不会让我们做(笑)。
说我们不专业，我觉得无所谓，可我们写的都是事实啊。我们也不是搞专业调查的，做不到精确的统计。
愿和可口可乐直接沟通
新京报：但是数据公布社会，必然会对另外一方造成影响，你们当时准备好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了吗？
杨郑君：我已经说过了，我们都是有证据的，不是空口白说的。不会怕承担不起责任。
这个虽然不是精确的数字，但是它能说明问题，能够证明我们的说法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个报告上的数据并不是什么瑕疵，这是很正常的，你不可能得到精确的数字，不可能的。
新京报：那你希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杨郑君：我们在报告中都写了。但是对可口可乐的回应并不满意，就像没有回应一样，东莞灌装厂还说我们‘道听途说’，我们听了很气愤，他们也可以把证据拿出来，我们可以一条一条的对证，他们那样说我们应该公开道歉。
当然我们也愿意直接和他们沟通，但是怎么做，还需要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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