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进到厂里做统计
新京报:去工厂调查的时间有多久?
杨郑君:去工厂打工是在7月底到8月底,但是当时只能在可口可乐的周边工厂工作,主要用空闲和周末时间调查。辞工后专门调查了五六天。王伟还去了杭州的可口可乐厂,一周左右的时间,其他人在上海和广州可口可乐厂周边做调查,也是几天的时间。
新京报:有没有统计调查了多少样本?
杨郑君:这个没统计。因为调查的人深度也不一样,有人就聊两句,有人聊得比较多,这个没有办法统计。
新京报:有些人认为你们访问的对象不多,觉得报告不权威。
王伟:比如我们说杭州的厂子,没有任何福利,这是有录音的,我们手上还有不合理合同的原件。数据都从工厂工人那里访问来的。
杨郑君:我们说的有的灌装厂派遣工占到了90%以上,淡季有600多人,东莞那边公布的数字,说他们派遣工只占到40%多,可是他们是把销售行政都加上了,基数大了,但是算一下,得出的派遣工也是600多人,这也证明了我们调查的结果是可信的。
新京报:这些人的质疑是说,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你们报告里选取的样本不够权威,操作上不规范。
杨郑君:我们也说了,报告里是通过和工人聊天采集来的数据,我们也不可能进到厂里面做一个统计,他们也不会让我们做(笑)。
说我们不专业,我觉得无所谓,可我们写的都是事实啊。我们也不是搞专业调查的,做不到精确的统计。
愿和可口可乐直接沟通
新京报:但是数据公布社会,必然会对另外一方造成影响,你们当时准备好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了吗?
杨郑君:我已经说过了,我们都是有证据的,不是空口白说的。不会怕承担不起责任。
这个虽然不是精确的数字,但是它能说明问题,能够证明我们的说法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个报告上的数据并不是什么瑕疵,这是很正常的,你不可能得到精确的数字,不可能的。
新京报:那你希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杨郑君:我们在报告中都写了。但是对可口可乐的回应并不满意,就像没有回应一样,东莞灌装厂还说我们‘道听途说’,我们听了很气愤,他们也可以把证据拿出来,我们可以一条一条的对证,他们那样说我们应该公开道歉。
当然我们也愿意直接和他们沟通,但是怎么做,还需要再谈。